Browsing by Author "蔡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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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地方農識的書寫與呈現：以十九世紀北臺地區稻米品種變遷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蔡承豪; Chang-Hao Tsai水稻經營是清代臺灣土地開發中最重要的項目，除涉及民生溫飽，更含括租稅、貿易及土地環境變貌等課題，故論述者眾。然水、陸稻並非僅有單一次品種，在尚無強大國家力量或商業機構可主導品種配置的時代，種植何類稻種，常是基於多重考量下交會的結果，另品種隨著種植日久，亦會產生雜交變異，再衍化出新品種，故數量常甚龐雜，種植相異品種的田地，也產生差異的稻浪景緻。但對於時人採用何種稻種，其特色為何，又如何進行配置，現今研究探討卻相對欠缺。稻種既攸關層面甚廣，往往於地方志中〈物產〉篇內，有一定的篇幅加以記載，在若干檔案、契約中，亦有所提及。這些被記錄的品種，所呈現的特性及運用狀況，可成為觀察清代農事經營的切入指標，也一定反映了當時官員文士等編纂者的農業知識。北臺灣地區在人文與地理環境上有其特殊性，在十九世紀期間並有數本方志出版，正可資作為一獨立觀察的區域，瞭解稻作品種的變遷中所呈顯的農業開墾技術的部分樣態，及官員文士對地方農業品種之書寫概念體系。據本文之研究，十九世紀北臺灣方志共記載47種品種，雖與20世紀初的回溯調查相較，數量係屬偏低。且方志中記錄品種的方式，多以外觀、時節及栽植環境進行描述，尚乏系統性的篩選標準。然當中記錄33種新增稻種，比例甚高，突顯此一地區之特色；且無論新舊品種，被記載者多為質佳量豐或高適應性的品種。故其書寫仍可資反映十九世紀北臺灣稻作經營時，尋求豐產、因地制宜，以及季節調配等地方農業知識特色。Item 地方農識的書寫與呈現：以十九世紀北臺地區稻米品種變遷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蔡承豪; Chang-Hao Tsai水稻經營是清代臺灣土地開發中最重要的項目，除涉及民生溫飽，更含括租稅、貿易及土地環境變貌等課題，故論述者眾。然水、陸稻並非僅有單一次品種，在尚無強大國家力量或商業機構可主導品種配置的時代，種植何類稻種，常是基於多重考量下交會的結果，另品種隨著種植日久，亦會產生雜交變異，再衍化出新品種，故數量常甚龐雜，種植相異品種的田地，也產生差異的稻浪景緻。但對於時人採用何種稻種，其特色為何，又如何進行配置，現今研究探討卻相對欠缺。稻種既攸關層面甚廣，往往於地方志中〈物產〉篇內，有一定的篇幅加以記載，在若干檔案、契約中，亦有所提及。這些被記錄的品種，所呈現的特性及運用狀況，可成為觀察清代農事經營的切入指標，也一定反映了當時官員文士等編纂者的農業知識。北臺灣地區在人文與地理環境上有其特殊性，在十九世紀期間並有數本方志出版，正可資作為一獨立觀察的區域，瞭解稻作品種的變遷中所呈顯的農業開墾技術的部分樣態，及官員文士對地方農業品種之書寫概念體系。據本文之研究，十九世紀北臺灣方志共記載47種品種，雖與20世紀初的回溯調查相較，數量係屬偏低。且方志中記錄品種的方式，多以外觀、時節及栽植環境進行描述，尚乏系統性的篩選標準。然當中記錄33種新增稻種，比例甚高，突顯此一地區之特色；且無論新舊品種，被記載者多為質佳量豐或高適應性的品種。故其書寫仍可資反映十九世紀北臺灣稻作經營時，尋求豐產、因地制宜，以及季節調配等地方農業知識特色。Item 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2009) 蔡承豪; Tsai Cheng-Hao技術（technology），是人類改變或控制客觀環境時所創造、使用的各種手段或活動。而技術的創新與變革需有相應的物質水準及人文環境，故技術可說是一個社會物質生活水準的最佳評判標準，也是辨識族群文化特徵的主要象徵。世界三大糧食作物之一的水稻，長期以來是臺灣最重要的作物，對該項產業進行貫時性的觀察分析，除可探究其內部技術變遷的歷程，更可作為其背後臺灣人文社會景況的最佳例證。 臺灣擁有原生稻種，在史前時期並曾有多種稻種被引入用於耕作，使臺灣的稻作經營初始便呈現多元化的樣貌。史前人運用各式器具從事稻耕，並已有選種的行為，顯示對特定品種的追求。至有文字記載的原住民時期，原住民採取順應自然條件的粗放耕作方式，搭配鋤農業型態的農具及以糯稻為中心的耐旱品種，進行一年一穫的稻作經營。而各地平埔族經營方式的差異，則大體呈現某種地域的分化性。 自17世紀前期開始，隨著具中國南方精耕細作稻耕知識體系的漢人大量移墾，攜來犁農業體系的農具及牛隻獸力，使臺灣稻作經營轉向精耕細作化。在18世紀中葉之前，由於相關建設仍未完備，加以拓墾地區係以南部為主，在自然環境的限制下係以晚稻為中心的一年一穫經營為主，但育苗、插秧、中耕管理、收穫等稻耕體系則隨著漢人的人數優勢而成為臺灣最主要的稻耕技術。至18世紀中葉，在外銷市場的大量需求下，稻作經營逐漸走向一年二穫。而為因應各地環境的差異，農民選取上千種品種因應，並發展出澁仔法、滲仔法、單季栽培法、直播法、乾播法等耕作安排。加上隨著長期與土地的互動而發展出農諺等在地農業知識，在品種運用、農耕技術、農業知識之間，漢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具在地特色的在來農法體系。 在20世紀初，日本在明治年間以良種、集約、多肥為中心的稻作革新技術被引入臺灣。由於臺灣原有稻作技術已甚發達，故稻作改革主要集於栽培技術與品種限定，透過農事、行政、警察體系的動員下強制嵌入在來農法中。而良種改革在初期因日本稻種無法適應的情況下，係以限定在來米品種而展開；多肥則因在來米種的特性，僅能以獎勵綠肥、堆肥等有機肥料為主，顯示國家的強制介入仍須因應現地的情況。至1920年代後期，隨著國家力量的推動與市場誘因下觸發的蓬萊米種擴張，臺灣稻種趨向單一化。而為增加對自然適應力較弱，卻適應日本人口感的蓬萊米之產量，農政單位並更積極推動如消毒、正條密植、拔稗、電氣化除蟲、動力化灌溉等集約措施，農人也必須修改農時因應。而對肥效反應性高的米種的出現，多肥農法終可大量推廣。但化學藥劑、化學肥料的採用，則種下日後對環境衝擊的隱憂。Item 從在來犁到改良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9-03-??) 蔡承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