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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客家宗族的定根與發展--楊梅陰影窩陳家的案例
(2008) 曾惠祺
本文企圖從地理學的角度對客家研究中「移民決策與定根發展」的概念作進一步的釐清，透過家族個案之微觀研究，與既存理論對話，探討一個在臺客籍宗族移墾發展的過程及其影響因素，並進一步探究，宗族組織在個別家族拓墾發展的脈絡下，如何建構、運作與轉變。楊梅陰影窩陳家乃屬二次移民，自開臺祖陳東浩於乾隆四十五年自原鄉廣東省嘉應州興寧縣坭陂墟渡海來臺發展至今已逾二百年，本文首先從「推拉理論」及「原鄉生活方式論」著手探討原鄉生活背景對於陳家來臺發展的影響，並說明在原鄉所建構的生活方式與宗族發展的特色。陳東浩來臺後，原鄉的生活經驗及秀才的學識背景，加上新莊平原的繁榮給予陳東浩很大的發揮空間，也累積了許多財富與田業，然隨著新莊港的沒落與衰微，約在嘉慶末年(1810年代)再次舉家遷移至位在林口台地小南灣地區，期望家族在此可以農耕為業生根落腳。然而，一個以閩人為主的聚落裡，擁有大片土地的粵籍居民反而居於弱勢，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時陳東浩四子遷離小南灣，並依據鬮書析產之結果分兩路遷移—大房、四房遷至關西南片仔，二房、三房遷至楊梅陰影窩—再度追求新鄉尋找安身立命之處。由於遷離小南灣時，由二房陳雲富派下將開臺祖骨罈一同攜至楊梅陰影窩安奉，因此以陳家二房陳雲富家族在楊梅陰影窩的拓墾與發展為討論主體。陳家二房族人入墾陰影窩後，便致力於水稻農業的建立。一方面透過水稻農業的建立，陳家物質生活基礎漸趨穩定外，由於陂圳修護、水源使用以及堆肥製造等水田化的發展過程，使陳家族人與陰影窩這片土地逐漸密不可分，「人與土地關係，亦逐漸由維生轉化為安生立命的意義。」。另一方面，透過農業勞動合作、通婚圈的形成、宗教組織的參與等面向的探討，了解陳家在陰影窩社會網絡的建立情況。--「當臺灣的漢人社會逐漸定著化以後，社會群體的分類原則也跟著開始轉變，逐漸以本地的神明信仰和新興的各種宗族組織為認同對象。特別是從受祖籍觀念影響的移植型宗族，轉變為源於來臺開基祖在本地形成的新宗族。」陳家族人藉由公廳與祖塔的建立，共同祭祀先人以維繫宗族團體繼續存在，也是凝聚宗族成員親密情感的核心要素，而建立公廳與祖塔的地點—陰影窩，也就成為陳家宗族「定根」之所在。但是，由於自清道光二十五年以來便各自分居發展建立生活空間，各房後代裔孫的往來日漸薄弱，加上陰影窩祖塔規模過小不敷使用之下，使得各房族人有了「刈火」之議。大房與三房分別在關西下南片與楊梅二重溪刈火，分建祖塔與公廳之後，陰影窩的祖塔與公廳在陳家宗族的意義有了重大轉變—陰影窩的公廳成為了二房陳雲富派下專屬，全族的祭祀活動便轉而以清明節的祖塔祭掃為主—因為這裡是陳家開臺祖陳東浩骨罈的安奉處，是「血脈」之所在。同時，陳家尊長又試圖透過族譜的纂修，進一步將陳家宗族的發展具體訴諸於文字記載，達到慎終追遠、敬宗收族之效，期勉後代子孫能不忘本，將宗族精神傳承下去。然陳家的宗族組織卻因為時空背景的變遷以及後代族人之決定的影響下，其機能及運作與一般所認知的客籍宗族的發展有相當的差異。
七十九學年度國中地理科段考試題分析研究報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 1991-01-01) 陳國川; 翁國盈; 吳進喜
中學地理教學的「體育」和「群育」實踐
(地理學系, 1995-03-??) 陳國川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Group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bjectiv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contents of Physical and Group education, what really helps Physical and Group education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are Field-work, Out-door Teaching Observ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ctivities. Observing from the process of Field-work, interview and record, they can promote students' physical capability, cultivate their collective livelihood, and collective co-operation, create the habit of group discussion, train them to recive people properly, basic principle of being a person, and form a habit of fostering responsibility and hornest attitude. Through observing of Out-door Teaching Observation, we can train students to obey rules and regulations, self-respect, respect of others and patience. The commencement of Classification Activities not only can urge students' thinking power, expand their experience in terms of study, train them on grigraphical techniques, but also assist in promotion of students helping each other, to have reasonable aspiration, and to have a humber and patient attitude.
中學地理教學的「體育」和「群育」實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995-03-01) 陳國川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Group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bjectiv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contents of Physical and Group education, what really helps Physical and Group education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are Field-work, Out-door Teaching Observ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ctivities. Observing from the process of Field-work, interview and record, they can promote students' physical capability, cultivate their collective livelihood, and collective co-operation, create the habit of group discussion, train them to recive people properly, basic principle of being a person, and form a habit of fostering responsibility and hornest attitude. Through observing of Out-door Teaching Observation, we can train students to obey rules and regulations, self-respect, respect of others and patience. The commencement of Classification Activities not only can urge students' thinking power, expand their experience in terms of study, train them on grigraphical techniques, but also assist in promotion of students helping each other, to have reasonable aspiration, and to have a humber and patient attitude.
中小學一貫課程基本能力指標（社會領域）
(教育部, 2006-01-01) 陳國川
全球化過程中城鄉關係的轉變與鄉村的回應─台北市和中港溪中上游地區的個案研究
(2006) 劉明怡; Miny-Yi Liu
本文視全球化為理論基礎，分別選擇台北市和中港溪中上游地區為都市和鄉村的個案，以「都市的商品、勞務需求」和「鄉村的商品、勞務供應」為指標，探討民國79年前後台灣城鄉關係的轉變與城鄉關係轉變下鄉村的回應過程。台北市商品和勞務的需求來源地，在全球化過程中有轉變的跡象：商品方面，農產品的蔬菜、水果，對國外的依賴比例都有提升；肉類中，國外供應比例除了羊肉外，其他肉類的依賴均加劇。工業產品部分，台灣工業產品的進口值與國內工業生產的比值提高，顯示國內的外國產品占國內工業生產的比例增長。勞務方面，台北市所仰賴的國外勞動力比例，從民國75至89年間成長了20餘倍。因此，台北市依賴國內中小型都市與鄉村供應的商品比例逐漸降低，而依賴國外商品的比例則逐步增加中。台北市需求來源地轉變的原因可歸納為三點，其一，台北市與國外都市間的輻輳，以及台北市和國內鄉村的輻散，促使台北市與國外間的時間距離相對縮短；其二，領域藩籬的解除過程，有助於國外商品、勞務進入國內市場中；其三，台北都會區優越的位置、設備，與生產者服務的蓬勃發展，更利於國內的外國商品、勞務匯聚於都市地區。中港溪中上游地區的服務市場區在八十年代以後，不論商品或勞務都沒有明顯地擴及國外。以商品（農產品）而言，前期外銷的茶葉和柑橘皆轉以內銷市場為主，僅一葉蘭仍銷售以銷售日本、荷蘭等國家為主要市場，但內銷的比例有增加的現象；其餘農產皆服務國內各地的市場區。以勞務而言，此時移至國外的勞動力比例僅占本區勞動人口的1%，國內仍是主要的勞務供應地。在去距離化與去領域化過程中，何以鄉村服務市場區沒有顯著擴及國外地區，反而轉以國內為主，乃因他國對我國設下諸多的貿易障礙、國內工資提升、國際市場的變化，以及國內小農經營型態的限制等因素，促使我國農產品生產成本提高，不利於出口；另一方面，國內消費能力的提高、對農產品的需求提升，更為鄉村的農產品提供一具有潛力的市場；而能符合國內都市消費者需求的農產品，常可在國內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從都市需求來源地與鄉村服務市場區的變化，可知全球化的過程中城鄉關係已轉變為都市依賴鄉村的比例逐漸降低，鄉村地區則因服務市場區未逐漸擴及國外而仍依賴國內市場。在這樣的情況下，鄉村地區為拓展其服務市場區，或強化國內市場區以與國外商品、勞務競爭，農家不僅致力發展新作物、新產業，同時突破農業技術、提升農產品質，並透過網路、電話訂購和宅急便配送的方式，創造國內更廣區域消費者的需求。加以，農家展示其農業生產過程，藉此創造生產的價值；非農家也利用當地自然、人文景觀，提供符合都市居民需求的咖啡、民宿，透過有形、無形的商品，增加都市居民的消費。這些回應，確實將本區的服務市場區，由過去提供實質農產品時集中在北部區域，而逐漸擴即中、南部地區；亦即，本區已經取得較大範圍的國內市場。在國內鄉村產業結構與生產方式、經營模式轉變過程中，其欲將服務市場區擴展至國外市場的目的並未成功，國內都市的消費者仍是國內鄉村相競服務的對象。因此，在轉變後的國內鄉村，其服務市場區仍限於國內，但國內都市消費者在去距離化的過程中出國旅遊的次數增加，且國內可選擇旅遊的地點也增多之情況下，國內鄉村的發展仍在不斷地調適其農業生產方式、經營模式，以擴展市場區、維持鄉村的經濟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鄉村的調適內容，主要是來自國內整體經濟轉變下鄉村面臨困境的調適，或者主要是受到全球化過程中城鄉關係轉變的影響，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釐清。
八仙山林場與大雪山林場的林業經營與影響
(2011) 黃兆毅; Huang,Zhan-Yi
台灣接觸科學林業產生有規劃的經營從日治時期開始，日本政府受當時世界潮流的影響，欲將台灣林業建立為法正林模式。日治末期為因應戰時所需，卻過度開採，造成國民政府統治初期，需修養身息停止砍伐。但在經濟需求下，國民政府延續日治法正林模式進行開採，之後國民政府機關及政策受美援的影響，從原本的日式經營模式轉變為美式經營模式。本研究案例八仙山林場與大雪山林場，正能顯示這兩種經營模式對於林場影響的差異。同位於台灣中部的兩大林場:八仙山林場與大雪山林場，在未經人為利用前，範圍內原始林相皆呈現垂直分布。最早進入這片原始森林邊緣的是泰雅族南、北勢番，因少量利用多保持原貌。隨清代及日治政府的政策及漢人對於樟樹的需求下，漢人逐漸取代泰雅族的分布，且因軍工料進行擇伐樟木；伐樟製腦進行皆伐，後者砍伐規模大，且砍伐土地不待次生林的生長，直接開闢為耕地並定居形成聚落，不見天然林相。相較於此時期開發重點的樟木，松、杉及檜木這些溫帶林的樹種，受限於開伐技術及樹種生長的環境而無法加以利用。日治時期林業開伐開始進入溫帶林。八仙山林場是在政府力量下成立的官營林場。當日本政府最初以需求針葉木的情勢下，八仙山林場主要選擇純度較高的針葉林砍伐。砍伐過程中，伐木部分無論器具、演進皆以人力為主，再加上集材以人力集材，運輸則以森林鐵道及架空索道為主要運輸工具。因此八仙山林場無法進行大規模的皆伐，於造林時，部分林相仍含有砍伐剩餘樹種，且造林成效不佳，而呈現天然林相與次生林相互相參雜的情形。大雪山林場是國民政府為了增加木材產量，而使用美式林場經營方式辦理的示範林場。在規劃時期，由於有美國航照技術的引進，使得林場得以全面規劃。於開伐時期，大雪山引進不同於以往的美式採集方式，如動力鏈鋸伐木、高曳集材、聯車運林、批量製材及進行初步加工。其砍伐效率較以往倍增許多，且在林道的配合下，深入各林區進行伐木，而小規模的皆伐作業，更造成天然林相快速的消逝。造林的部分亦採用美式技術以二階段育苗及塑膠袋裝套，提升造林成功率，雙重因素下，大雪山林場呈現以人工種植純林為主的林相。
區域發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0-01-01) 陳國川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社會領域和生活課程綱要內容之前導研究
(2013/07-2013/12) 張茂桂; 林慈淑; 秦葆琦; 王浩博; 蕭憶梅; 何思瞇; 陳國川; 汪履維; 吳璧純
本研究的目的有六：一為探討現行中小學社會領域/學科的相關問題與發展；二為探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社會領域/學科的課程理念與目標；三為規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社會領域/學科的課程組織方式與要項；四為探討現行生活課程的相關問題與發展；五為探討生活課程的課程理念與目標；六為探討生活課程的課程組織方式與要項。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文件分析、焦點座談和問卷調查等方法進行探究。本研究的結果預期能分析出社會學習領域/學科和生活課程的相關問題及其發展，並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社會學習領域/學科和生活課程的課程理念與目標，且規劃出其課程組織方式與要項，以作為後續社會領域課程和生活課程綱要研擬的參考依據。
台北市中山區國民中學學區劃分之研究
(2004) 李意文
學區制度為我國目前國民中學的基本制度，為了保障學生的就學權益，與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學區劃分有其理論與原則，學校的區位選擇以獲得最大的社會福利為目標，具體的說，就是追求 ”效率” 和 ”公平” 兩大目標。因此，本研究從空間效率的角度，在符合教育資源合理分配之原則下，透過學區規劃來分析目前台北市中山區國民中學學區分布的合理性、最佳的學區分派，並探討理論與實際之差異及其原因。本文採取作業研究之線性規劃模式，試圖兼顧通學的效率與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在學生人數、學校容量及學校位置受限之下，重新分派中山區七所國民中學學區，所得結論如下：一、因設定條件之差異，會產生互相牽制的結果，例如學校規模與通學距離難以同時兼顧，因此得出三種模式：最佳效率、符合學校合理規模與以現行學校規模為劃分基準之模式。二、三種理論學區，均有未能符合學區劃分原則之情況，如：部份學區里學生未能就近入學、部分地區學生通學距離過長、需跨越天然或人為障礙上下學、學校位置不佳、各校規模差異大等。理論與現實產生差異乃由於下列原因： 1.中山區北方丘陵地形、基隆河與高速公路的阻礙。 2.學校設置未考慮均衡分布，且受早期男女分校政策與現行學校規模的限制。 3.學區劃分多依循往年，且未能整合必要參考的數據或資料。 4.中山區各里人口成長不一致，對國民中學的需求有區域差異，學區分派未隨人口變遷而機動調整。 5.受升學主義影響，學區問題不易改善。三、建議以可行性為前提，依現有學校規模、設備、師資的教學資源為分派基礎的第三種規劃模式，與現行學區情況相比，其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學生通學距離的效率等，多數學校均較現況為佳，考量理想與現實狀況，此模式為較佳之學區劃分方式。
台南縣龍崎鄉居民的經濟活動與生活週期的變遷(1945-2003)
(2005) 楊靜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摘要研究所別：地理研究所碩士班論文名稱：台南縣龍崎鄉居民的經濟活動與生活週期的變遷(1945~2003) 指導教授：陳國川研究生：楊靜如論文內容：(共一冊，文約八萬七千餘字，分五章十三節) 摘要本文從新區域地理的觀點及時間地理學之概念，從居民經濟活動生活週期之社會關係、及其落實於地表的地域性，研究龍崎鄉區域化的過程。在經濟活動上，本文將戰後的龍崎鄉分別以1975年、1988年為界，區分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時期三個階段。農業社會中，龍崎鄉民的經濟活動大致可以分為田園耕作、山林開發、林產加工、牲畜飼養、個別雇工及商業開展六方面。工業社會時期的經濟活動，則從農業社會的幾為一級產業，新添增了二、三級產業的通勤人口，其中尤以六十年代鄰近鄉鎮的紡織業及六、七十年代關廟的藤業表現最為突出。後工業社會時期經濟活動的變化，則因人口的外流與老化，使ㄧ級產業人口回升；更因182縣道及國道三號的開通，使二、三級產業人口的通勤圈逐漸擴大；而週休二日的實施則使部分龍崎鄉民每週工作的日數與時數改變，同時也造成觀光業的興起。歸納戰後龍崎鄉居民經濟活動的轉變，主要受到臺灣整體經濟結構轉變的影響。政府政策的施行，造成臺灣整體經濟的轉變，也影響龍崎鄉產業活動內容的變遷。在外部經濟的作用與龍崎鄉本身條件的限制下，龍崎鄉「鄉村」的特色顯著，也因此在農業社會中龍崎鄉仍可保留農山村的特色。但在工業社會時期以後勞動力卻出走，人口由「離農」轉而「離鄉」，使龍崎鄉人口逐漸外流，成為人口老化的社會。由於經濟活動的內容與方式並不相同，以致生活方式也互有差異。經由生活週期的分析，生活週期和居民社會關係的變遷過程如下：農業社會中，龍崎鄉居民雖以同一級產業為主，但內外四村生活週期卻同中有異，大抵而言，農民生活週期共同以年為週期；而從事商業的店家則以三日為循環週期。工業社會中農家的生活週期與農業社會相同，仍以年為週期，差異處是生活時序發生改變，在農事工作量上從以往農曆四～八月稻米耕作的農忙期，轉變成以各園藝作物的產期為農忙期；此時期新增的二、三級通勤人口，則以週為期；龍崎商業店家的經營則轉為週週期。後工業社會時期由於務農者多年老者，子女多於週末返家探親，因此在農閒期間形成週末休息的週週期。而二、三級產業的上班族雖以「週」為期的特性未改變，但自逐漸實施週休二日後，部分上班族週週期所含的工作日數則從每週六日轉為每週五日。至於商業店家的生活週期雖仍以「週」為期，但此時期新增的觀光休閒服務業則由於週末觀光的人潮導致週末與非假日的營業時間與工作量有顯著差異。綜觀戰後至今，龍崎鄉居民經濟活動的生活週期大致上與產業活動的類別相關性較高。隨時代的不同，只是在經濟生活內容上有差異，在生活週期上並無太大改變。不同時代相同的經濟活動，受到經濟活動本身要素的影響，如農家以四時節氣運作、工商業受其工作與營業限制..等大致固定，因此只有產業活動類別的不同，而無時代的不同。但現今生活週期下的經濟生活，則受「週休二日」政策的影響、全民生活型態的改變，使龍崎鄉民逐漸轉為「週」生活週期模式。若以龍崎鄉居民經濟活動生活週期的社會關係來建構各時期龍崎鄉民的地域，則可知農業社會時期居民的地域除商家至台南市、農家買豬至旗山及放排至二仁溪沿岸鄉鎮外，多以鄰近鄉鎮活動為主。而工業社會與後工業社會時期則擴大鄰近鄉鎮的接觸範圍，甚至全台。而龍崎鄉居民與鄰近鄉鎮的互動關係是逐漸往西邁進的，主要原因為受到臺灣總體經濟工業化及交通革新之影響，西邊市鎮工商業發展使本鄉居民的就業及交易區域擴大。而龍崎鄉與全台各地之經濟上互動關係，亦因交通的革新達到時空收斂的效果，藉由電訊設施的普及與共同運銷制度的運作，使得農產運銷管道藉由無形的社會網絡擴大經濟活動的地域性。因此由社會關係的地域性視之，農業社會時期放排活動所創造出沿二仁溪兩岸人際關係的地域性，為本鄉與全台其他農山村差異處。雖自然環境受制於土地負載力甚低之惡地，但龍崎鄉民種植竹林、且利用二仁溪之溪水，從事竹枝買賣的大坪溪放排活動，不僅為一種因地制宜的經濟活動，其隱含內部強烈「共同意識的凝聚」，更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而工業社會時期與後工業社會時期，本鄉與台灣其他各地農山村相同，均受到台灣整體外部經濟的作用，雖經濟活動人際網絡的地域性擴大、由鄰鄉擴及全台，但同時也走向「人口外流與老化」的命運。關鍵字：龍崎、新區域地理、時間地理學、生活週期、經濟活動、放排、竹細工、燻製木炭、藤業、週休二日
台灣主要作物的地區性集中和耕地利用的雜異化
(地理學系, 1985-03-??) 陳國川
商業職業學校經濟地理（上冊）
(正中書局, 1988-01-01) 陳國川
商業職業學校經濟地理（下冊）
(正中書局, 1989-01-01) 陳國川
嘉義縣地方派系的空間特性（2002-2009）
(2016) 吳彥明; Wu, Yang-Ming
地方派系一直以來在臺灣政治發展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長期以來，媒體報導常將地方派系塑造成以金錢與暴力介入選舉的形象，而許多研究也發現，地方派系擁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因此對於地方選舉具關鍵性的影響。誠然臺灣在歷經都市化、經濟發展與教育水平提升的情況下，選民的政黨取向、候選人取向、政見取向將逐漸成為選票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派系意識強烈的地區，地方派系對於選舉仍有很大的影響力。　　以嘉義縣來看，地方派系長期以來就是主宰地方政治的一股勢力。自第五屆議會會長選舉（1961）和第六屆縣長（1968）選舉之後，黃、林兩派各擁其主對立，並在全縣18鄉鎮展開全面性的派系競爭。派系的鬥爭主要目的在於獲得地方執政權以及政治資源，所以縣長與縣議員選舉對於派系來說至關重要。縣長選舉從黃派李雅景開始（1993-2001）至林派陳明文投身民進黨並連任兩屆縣長（2001-2009），在這段期間派系勢力產生急劇的變化，林派與民進黨結盟的運作模式成功扭轉長期以來黃派執地方牛耳之勢，派系之間的對立似也轉為政黨的競爭。但是實際上，因政治利益與民進黨結合的林派與企圖浴火重生的黃派，其背後所展現出的動員能力與社會基礎，是否已轉變為政黨意識？而縣長與縣議員選舉所表現出的空間分布其差異與特色為何？地方派系勢力影響的原因何在？更重要的是，地方派系的空間型態是否反映臺灣選民社會網絡的結構？本文試圖透過嘉義縣地方派系的優佔區，以縣議員選舉為區域尺度，三屆的時間尺度，分析嘉義縣地方派系的空間特性。社會網絡是決定地方派系勢力的重要因素，其中，農、漁會的角色尤其重要。地方派系動員選票時，候選人本身的鄰友效應圈現象則體現地理學中的人地互動與人人互動。關鍵字：地方派系、鄰友效應圈、買票
國、高中地理教育目標草案的整合性
(1987-01-01) 陳國川; 施添福
國中地理科教材精簡後命題取材原則與題型之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學會, 1999-06-01) 施添福; 陳國川; 翁國盈
國中本國區域地理的整合式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988-06-01) 陳國川; 姚翰玲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評估「整合教學模式」在本國區域地理教學上的有效性。整合教學模式是一種同時整合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教學評量等教學過程，以及同時整合認知、技能和情意目標等學習領域的教學法。其基本精神是：教學目標以地理課程目標和地理教材為設計的基礎；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中心，且貫穿認知和情意二個領域；教學評量以教學目標和教學活動為設計的依據。評估的結果顯示，整合教學模式不僅增加了學生學習區域地理的興趣和意願，同時也有助於認知、技能和情意等教學目標的達成。另一方面，評估的結果亦發現，以整合教學模式從事區域地理教學，其教學過程的一貫性，卻常受偶發的校內或校外課外活動的干擾。
國中本國區域地理的整合式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 1988-06-??) 陳國川; 姚翰玲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評估「整合教學模式」在本國區域地理教學上的有效性。整合教學模式是一種同時整合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教學評量等教學過程，以及同時整合認知、技能和情意目標等學習領域的教學法。其基本精神是：教學目標以地理課程目標和地理教材為設計的基礎；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中心，且貫穿認知和情意二個領域；教學評量以教學目標和教學活動為設計的依據。評估的結果顯示，整合教學模式不僅增加了學生學習區域地理的興趣和意願，同時也有助於認知、技能和情意等教學目標的達成。另一方面，評估的結果亦發現，以整合教學模式從事區域地理教學，其教學過程的一貫性，卻常受偶發的校內或校外課外活動的干擾。
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馬來亞拿律地域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變遷（1848-1911）
(2016) 白偉權; Pek, Wee-Chuen
本研究旨在探討南洋華人社會關係的形構機制，以地理学的觀點為海外華人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野。本研究有別於過去以幫群本質分類之論點，企圖以新區域地理學之人—地互動觀點為視角，分別從國家、產業和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檢視身處異域的華人如何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國家、產業）進行調適，促成社會關係變遷。本研究將以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馬來半島地區最主要的錫礦產區（產業）拿律為例，探究拿律地區在歷經長達十多年的械鬥，經歷了馬來王國及英殖民政府兩個不同的政權，最終於19世紀末始趨於穩定，當中國家、產業和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動關係。本研究將分為三大部份進行論述。首先探究拿律地區由於殖民經濟的發展，遂在馬來封地上所形成的華人社會，以及錫礦的生產與華人日常生活的鑲嵌，建構出與產業高度重疊的礦區社會。其次，在馬來封地主的放任治理下，華人透過錫礦產銷體系的運作、天地會制度，以及日常公系統（信仰、葬地等）的建立，使各種角色的華人維繫成為一個關係緊密、跨方言群、跨區域（檳城—拿律）的龐大生命共同體—「港門體系」。這個高度依賴不可更新資源維生的生命共同體在面對資源枯竭及土地贍養力不足時，而國家又無法起到調節的作用，遂發生資源競逐的情形，而持續不斷的衝突最終則導致了英國的介入。第三部份，當拿律進入英治時期，英政府所推行的各種制度和建設，破壞了舊有華人社會的經濟體系，進而改變既有的產銷結構、維生內容及空間，導致舊有華人關係體系的瓦解，而華人在面對新的「國家」和「產業」環境時，重新建構一組新的社會關係。本研究認為，社會關係是由國家和產業活動影響下所建構而成。在馬來封地主時期，拿律的華人社會與錫礦產業高度重疊，當時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的贍養力薄弱，華人關係的組織，經濟因素優於本質因素（例如方言群），社會的一體性高，且內部關係緊密。到了英治時期，社會對單一且不可更新資源為基礎的錫礦產業依賴度降低，加上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贍養力趨強，使華人關係的組織，本質因素優於經濟因素，社會組織偏向細碎化。雖然這些細碎化的組織之間有所連結及整合，但緊密程度卻大不如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