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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的駐防旗人家族：以西安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經營為例
(2023) 黃品欣; Huang, Pin-Hsin
本文以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為中心，透過分梳家族人口、入仕途徑、婚姻關係、人際網絡、家族成員的仕宦活動等面向，探討哈達瓜爾佳氏家族如何在清中期逐步向上流動，又採取何種經營策略來維繫家勢。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是一駐防旗人家族，始祖尼雅濟布於關外時期投歸努爾哈齊，入關以後居住京師，第三代在三藩之亂時奉派移駐西安，是為家族駐防西安之始。家族前三代成員並無顯要事蹟，第四代額思圖積累不少財富，得以供給子弟讀書，開啟家族成員向上流動的契機。第五代成員考取科舉後踏入仕途，而長子阿炳安在乾隆初年遭到參劾的一起貪污案件帶來家中劇變，卻也透過此案，揭示出家族在西安駐防時期的經營之道。第五代中則以吳達善官至陝甘總督最為顯要，部分族人得以憑藉其故遷居京師，因此獲得更多仕宦機會。哈達瓜爾佳氏家族成員經由科舉、繙譯科考、捐納等方式躋身仕途，任官者眾。第六代雅德、玉德與圖薩布，皆在乾隆、嘉慶年間任封疆大吏。第七代成員在時局動盪的道、咸年間，有宣力邊疆者，有任職中央者；怡良在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時皆擔負重任，桂良則在咸豐朝升至大學士，也涉入統治集團間的權力鬥爭。隨著族人仕宦成就提升，家族的婚姻圈也逐漸擴大，而姻親雖能在官場上互相幫襯，也有共同犯錯獲罪的風險。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的崛起，揭示了駐防旗人家族的能動性，呈現出由地方到中央的發展特色，而族人的仕宦表現，又與家族經濟能力息息相關。
清嘉道時期的地方獄政
(2015) 趙冠中; Chao, Kuan-Chung
監獄是社會演進下的產物，也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所謂「獄政」，就是朝廷管理監獄的設施、人事和運作等層面的一套實用性技術。過去有關清朝的獄政研究，可以歸納出三大特徵：一、成果多聚焦於清末監獄改良；二、時間斷限常以整個清代為範圍；三、獄政的具體運作情況探討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學界對於清朝獄政的認識，多受到清末監獄改良以來的觀點影響，給予殘酷、落後、黑暗等負面的評價，其實不盡公允。清朝的監獄設置，可概分為中央監獄與地方監獄，在「旗、民分治」的政策下，地方衙門監獄成為收容犯罪民人的主要設施。以地方獄政而言，其監獄設施與管理辦法基本承自明代。雍正、乾隆兩朝，朝廷不斷增修條例，使得獄政制度漸趨穩定；迨嘉道時期，相關規定可謂步入完善的階段，而且具有「承先啟後」的特色。惟十八世紀以降，由於人口增長、物價上揚、動亂頻仍等方面的劇烈變化，對獄政造成一定的衝擊。即便如此，朝廷屢屢針對制度中不合時宜之處進行調整，使監獄能夠有條不紊的運作著。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以降，清朝所面臨的西力衝擊與日俱增，各種改革的聲浪四起，但是監獄改良並未立即發生。事實上，清末的監獄改良，不全然是因清除積弊而起，另與朝廷爭取撤廢領事裁判權有關，由此可以印證，清朝原有的獄政體系，迄清末仍維持有效運作。因此，嘉慶、道光二帝的「守成」經營，無疑使地方獄政在面臨十八世紀以來的各種衝擊時，仍能有效回歸正軌而不致廢弛。尤有甚者，嘉道時期的地方獄政，或可作為清朝成功統治中國的一個例證。
清朝前期的八旗水師
(2024) 吳旻蓓; Wu, Min-Pei
本研究以布琮任的「海上新清史」構想為基礎，藉由鄧小南的「活的制度史」研究方法，探討清朝前期八旗水師的設立因素、建制發展與運作過程，指出滿洲統治者對海洋的重視，實施積極、靈活與開放的海防政策，以及欲掌握水師能力的企圖。首先，概述清朝前期江海防環境，以及沿海八旗、綠營的軍事部署情形，並梳理八旗水師營建立經過，分析其設置因素與部署考量。關外時期，即有八旗官員帶領兵丁進行水上作戰，征討東北各部的記載。然而，面對明朝水師，八旗幾無水上抵禦能力，水戰依靠遼東漢人、明朝投誠將士，或是採取招撫、海禁與遷界等政策。康熙前期，隨著攻克南明、平定三藩、納入臺灣，清朝在中國的統治已然穩固，遂著手江、海防整頓，以及解決順治朝以來俄羅斯侵擾東北黑龍江流域的問題。清廷面對俄羅斯的水上作戰，不再完全依靠綠營水師，而是建立與發展以八旗為主的吉林水師、黑龍江水師，清朝水師從此分為八旗與綠營兩個軍政系統。康熙晚期，沿海受到海盜的威脅，且禍及北洋洋面，促使清廷檢討海防政策，最終促成盛京八旗水師的成立。至雍正朝，隨著海防制度的發展、東北八旗水師建立的嘗試，以及康熙皇帝晚年以來的海疆威脅與八旗生計的問題，給予雍正皇帝在直省沿海部署八旗水師營的基礎與挑戰。其次，透過梳理八旗水師成員的編制、來源、職責、待遇等，以及訓練與裝備，勾勒八旗水師制度的樣貌，以及制度變遷的因素與影響。研究指出清廷因應防務與旗務的不同，水師成員來源不一，編制亦有別，職責上則等同綠營水師。然而，八旗水師制度雖係參酌漢人綠營水師制度而來，在待遇、陞轉、旱操等方面，仍保有滿洲特色，亦維持著清語騎射。最後，闡述八旗水師營內八旗與綠營的互動，以及營外旗人與民人的交流，顯示雖滿洲統治者有意限制旗、民之間的往來，然八旗需要向綠營水師學習水師，八旗水師制度反而促成八旗與漢人間的互動。接著，分析旗務政策對八旗水師營發展的影響，以及八旗水師營對清前期江海防的作用，指出八旗水師營的設立，亦有解決八旗餘丁生計問題的目的，爾後的漢軍出旗政策，雖八旗水師因防務考量而暫緩出旗，最終仍造成水師營內成員的流動。至於八旗水師的部署，則符合清前期海防思想，既能與外海綠營水師對抗海洋威脅，亦能協助八旗陸路駐防抵禦外敵進入城市。
清朝的「新滿洲」與邊疆統治
(2024) 陳穎毅; Chen, Ying-Yi
清朝的宗學制度
(2022) 洪慈惠; Hun, Tzu-Hui
中國歷朝重視宗室教育，不少朝代為宗室設有專門學校。清朝於順治九年設立宗人府，繼而仿照明朝制度設立宗學，又依據宗室封爵與否及其爵秩，訂定不同的就學方式。惟於順治十一年以後，此學不見於史料記載；至康熙朝，宗室又改在王府教育，因而成為前人研究中的疑問。本文透過重新爬梳相關史料，並比較國子監八旗官學學制和康熙皇帝自身學習與教育皇子的經驗，說明順、康兩朝宗室教育政策針對的主要對象始終是王公宗室；且此時處於入關以後既仿照前朝設立各項制度，又依據自身需求頻繁調整的階段，有時亦將王府中設立的書院稱作宗學，而與後世普遍認知，作為八旗官學之一的宗學在概念上並不相同。迨至雍正初年，鑒於宗室人口繁衍，並為遏止康熙朝晚期以來因儲位之爭而有宗室相互結黨的風氣，雍正皇帝再次下令設立宗學。此次復設的宗學，借鑒順治、康熙朝以來宗室教育與八旗官學發展的經驗，成為一所提供宗室子弟普遍就學機會，並以清書、漢書、騎射為教學內容，而以總管王公、總管、副管、教習、稽察負責教導和監督事務的學校。此一制度隨後擴展至遠支宗室─覺羅─以及盛京地區，相繼成立覺羅學、盛京宗學覺羅學，以及宗室營官學。這些學校俱屬八旗官學體系，並依據各自需求，於發展過程中相互參採、調整各學制度內容。然而，清朝宗學的發展，並未符合雍正皇帝以明朝宗室為鑑，避免本朝宗室日流日下的設學期望，而與八旗官學在清朝中期以後共同面臨「廢弛」的問題。此一現象從出現到光緒二十八年正式將傳統八旗官學撤廢為止，歷經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期間管學官員陸續提出各種意見與整頓辦法，顯示朝廷對宗室與旗人教育的關心。本文藉由檢討宗學中各類人員編制與選用、升遷，以及經費、學生出路等制度的內容，利用檔案資料分析制度變遷的背景、原因以及實際的運作情形，說明清朝宗學制度的發展，是在長時間中，各層面問題相互影響，理想與現實之間彼此拉扯下所形成的結果。
清朝科舉考試與旗人的政治參與
(2021) 杜祐寧; Tu, Yu-Ning
在所有征服王朝中，清朝是唯一以科舉為國家取才主要管道的政權，更讓統治民族――旗人，以科目為重要的入仕途徑，然而，旗人以國語騎射為根本，與以儒學為主的科舉考試互相牴觸，要在兩者間取得平衡，旗人科舉制度的施行與運用勢必與漢人相異。因此，清廷一方面在旗人科舉制度中設置馬步箭考試的門檻，另一方面維持既有的旗人任官管道。旗人可將科舉與其他入仕管道交相運用，拓展參與政治的機會；朝廷則能同時獲得文、武人才，而與漢人政權專以功名為尚的任官制度迥異。故清朝旗人科舉制度雖源自於漢制，卻深具滿洲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