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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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類博物館研究：一個博物館的現象(2019) 史辰蘭; Shir, Chen-lan「類博物館」借自歐洲語彙，在台灣的博物館學中多指涉為文化資產性質的方法論與運作機能，與歐美應用多指稱以博物館為參照對象基礎有所不同。這個源自西方的複合詞，與九〇年代末期博物館定義不斷擴張的現象有關，指涉不以博物館之名，但有博物館之實的機構。本文為了理解類博物館是什麼，它與博物館的關係為何，它有什麼特色與功能，與對台灣博物館的意義為何，因此從類博物館這個詞彙的來源與應用展開研究，試圖尋找它與博物館的系譜關係後，並提出建議。ICOM等博物館相關組織在為博物館下定義的探索歷程中，不斷吸收與融合文化資產，可以發現擴張的範疇在後現代文化中以「類博物館」為一種權宜之計，使文化評論與博物館學衝突的部分成為必須關照的對象，本文試圖以博物館現實（museality）與傅柯的異托邦（heterotopia）的原則，分析類博物館的物質與非物質關係、時空流動的不確定性與並置等特色，以說明類博物館的開放性，並據此歸納類博物館三種特色：「博覽式的」、「敘事性的」與「時空性的」，以台灣民間廟會信仰為實例說明這些特色是藉由「參與」式的身體詩學經驗，與傳統博物館的「參觀」學習有所不同。最後提出類博物館趨勢的觀察、建議與展望未來，包括在資訊社會新媒體藝術應用衝擊視覺的博物館的經驗，與文化治理類博物館的趨勢中，倡議以倫理介入話語權空間的建置，避免敘事霸權主義的專斷帶來的浩劫。台灣應強化以文化生產為城市和國家發展的重點項目，在國際競爭中召喚話語權，展現實力。Item 國家文化政策與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演化(2019) 陳嘉翎; Chen, Chia-Ling本論文主要在於探討國家文化政策對國立博物館創建與發展的影響，並以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理由在於：1955年，史博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下奉令籌設，成為戰後臺灣第一所國家級博物館，以奉行國策為前提，扮演著國家文物典藏、展覽場域與研究詮釋之重要角色，以推展社會教育；在史博創建後其60 餘年的進程中，為順應國家不同階段的政策發展，因而展現出不同的肌理與樣貌，讓史博成為國立博物館受國家文化政策影響的具體代表。所以，本論文將以Tony Bennett 所主張：「政府設置博物館是以文化治理為目的」作為理論基礎，運用公文檔案、文獻資料、報紙報導、展覽圖錄、口述歷史等史料作為文本，並從生物學隱喻的觀點，將史博視為一個有機體，考察自1950年至2018 年間，國家文化政策的發展如何讓史博創生與推移的一段演化歷程。 本研究將史博演化歷程劃分為兩大主體部分：第一部分為「中國化意象與國家認同形塑：在國族中誕生的博物館」，首先追溯1950 至1980 年代中期，史博在戰後臺灣戒嚴的威權體制下創建與發展的過程，其如何全力配合「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反共抗俄」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國家政策，致力成為現代中華文化藝術的展示櫥窗；第二部分為「全球與在地的辯證：朝向市場與社會向度的博物館」，繼而考掘史博在1987 年國家解嚴以後的民主化發展中，在臺灣主體意識下，如何揉合現代化、本土化、全球化、社會化與在地化等文化政策，以及面臨博物館時代的來臨，又如何積極從事不同的轉型與創新，以求自主與永續經營。本論文在上述兩大主體下，並依據史博歷任館長的文化治理特色及其所呈現出來的演化態勢，進而歸納為以下四個時期，包括：一、社會教育政策與史博的創建：蔣中正總統、張其昀部長、包遵彭籌備主任時期（1950.03-1956.02）；二、「中國化」政策與史博的發展：包遵彭、王宇清、何浩天、李鼎元館長時期（1956.03-1986.01）；三、本土化/ 全球化政策與史博的轉型：陳癸淼、陳康順、黃光男、曾德錦、黃永川館長時期（1986.02-2009.12）；四、社會化/ 在地化政策與史博的創新：張譽騰、陳登欽、陳濟民、廖新田館長時期（2010.01-2018.06）。經上述研究發現，史博作為一所國立博物館，其演化歷程與國家文化政策相互脈動且深受影響；史博歷任館長也唯有在各個時期的國家文化政策下作出呼應與實踐，始有自主與對話的空間。綜上所述，史博個案說明了國立博物館在政治環境發展中的能動性與因應之道，就如同一個物種與其棲地的演化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