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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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吳人」與「南人」：六朝時期地域意識轉變之考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21-12-??) 呂春盛; Leu, Chuen-sheng春秋時代與西漢初年，江南有吳國，史籍稱當地之人為「吳人」。兩漢時期江南設有吳郡、吳縣，「吳人」即吳郡或吳縣之人。漢末孫吳割據江南之後，「吳人」才穩定的成為南方人之代稱。西晉滅吳之後，仍沿稱「吳人」，又稱「南人」。東晉時期流寓江左之僑人當政，史籍仍常見有「吳人」與「南人」之語，一般認為兩者可相互用，直到南朝。不過瀏覽史文，另有足堪玩味之處。東晉政權成立之後，帶有國族意識的「吳人」用語， 卻形同禁忌而遽減， 代之以一般地域意識的「南人」。南朝之後，「吳人」與「南人」的概念又有新的發展。到南北朝後期，「吳」卻又清楚牢固地成為南方的意象，隋唐之後的詩文仍常見「吳兒」為南方人的代稱。以上這些人群稱呼的變化，背後皆隱含著極其複雜的政治社會情境。然而，已往學界對於這些變動的研究尚多不足。本文全面蒐集史籍之「吳人」、「南人」用語，考察這些用語背後之地域意識，並探討六朝時期這些地域意識的轉變，及其背後隱含的歷史意義。Item 族群關係與孫吳政權的成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9-06-??) 呂春盛; Leu, Chuen-sheng孫吳政權由富春豪強孫堅發跡，孫堅子孫策創建，再由孫策弟孫權確立。孫吳為六朝政權之首， 魏晉南北朝南方政權之始， 其特殊的歷史地位，不言可喻。學界關於孫吳政權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孫吳政權的性格，以及孫吳政權內部各派系的權力關係，鮮少從族群關係演變的角度來探討孫吳政權的成立問題。本文即試圖沿著孫氏勢力在江南的發展歷程，分析孫氏建國的基本武力，考察當時江南各族群勢力的關係演變，由此來探討孫吳政權的成立問題，或許對原本地方根基薄弱的孫氏，如何能夠在江南立國，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孫吳政權以淮泗集團為核心，其立足江東，難免要與江南各種勢力展開結盟或敵對關係，其中山越土著敵對態勢最為強烈，又常被外部勢力策動，充當內應，因而始終與孫吳政權處在敵對的狀態。江東大族起初也是站在孫吳政權的對立面，但為自身生存與家族發展，不得不由敵對、旁視而妥協，況且在族類歸屬上，相對於帶有濃厚異族色彩的山越，江北淮泗士人與江東大族同受儒學，文化傳統上同聲共氣，而江東大族與山越土著之間，長期在地方上有利害關係之矛盾衝突，在種種因素的加乘之下，以淮泗集團為核心的孫吳政權，乃採取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土著的策略，孫吳政權依此擴大其基層統治，並補充兵源與戶口，所謂「彊者為兵，羸者補戶」，而江東大族也因討伐山越，更加穩固其地方的實力與利益，遷官封侯，甚至逐漸進入權力核心，這種以淮泗集團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的族群政治格局，終孫權之世未有重大的變動。Item 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形成及其不遇的原因(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3-12-??) 呂春盛; Leu, Chuen-sheng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一般可略分為北來之僑人、南方之吳人，以及南方土著之原住民，其中僑人長期高居統治地位。不過僑人之中有一類被稱之為「晚渡北人」者，身分地位頗為特殊，他們雖可歸為僑人，但因南渡時間較晚，其門第不但不能與早渡之僑姓高門相比，甚至在吳姓高門之下，他們起初多以軍事立功，被稱為「將門」，東晉政權多賴早期南渡京口的北府兵軍團相維繫，而南朝諸政權則與晚渡壽陽、襄陽之將門共浮沈。「晚渡北人」在東晉南朝的歷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以往學界對「晚渡北人」的問題，雖有散篇、個別的探討，但在廣度與深度上都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本文擬對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做全面性的研究，包括分析《晉書》列傳中所有南渡北人的基本資料，考證「晚渡北人」概念的形成年代及背景，整理出史傳所見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人物表，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晚渡北人」在東晉時期的動向，以及他們在東晉政壇上普遍不遇的原因。至於南朝時期的「晚渡北人」，因為與東晉時期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在政權興衰中扮演著更積極的角色，擬另文討論。Item 梁武帝的功臣集團與梁初的權力結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1-12-??) 呂春盛學界對於梁武帝在南朝時期雍州地域社會成形的過程中，結合荊州、雍州在地豪族的武裝力量而建立政權，已有不少認識，然而對於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以及梁初的權力結構，尚缺乏全面而完整的考察。本文在承繼學界的研究成果之下，首先從梁武帝創建政權的過程，全面考察梁武帝功臣集團的成員，並分析這些成員的特色，其次從梁武帝即位後所任命的將相大臣，論述梁代初期的權力結構，最後再探討梁武帝功臣集團與梁代初期權力結構的關係。 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依其背景可歸為三類。第一類，蕭衍的元從舊屬及其雍州府僚或下官，第二類，齊和帝與蕭穎宵的荊州府僚及其下官，第三類，個別來附的文武官員。整體言之，這些功臣集團人物，在齊末多為中低級的官員，他們的門第階層，除少數為新進的甲族高門之外，大多屬於所謂「次門層」或「寒鬥J '再就族群、地域來看，他們絕大部分為僑人，其中在前線衝鋒陷陣的武將，則多為襄陽地區的「晚渡北人」。 不過，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雖然從龍有功，並在梁初的權力結構中掌握許多軍政要職，但在整個梁初權力結構中並未佔有絕對的優勢。梁初的權力結構可略分為皇族宗室、非功臣集團的高鬥士族及功臣集團人物三個群體，三者分享政權。功臣集團中能晉昇為將相大臣者，大多原本就是門第較高的中上級官員，其中又以具備才學者較受重用，至於功臣集團中缺乏文才的寒族、豪族武人，其職位或門第在梁初雖然普遍得到提升，但仍難在高層的權力結構中嶄露頭角。Item 「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與南朝政治的特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0-12-??) 呂春盛自清代趙翼論〈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以來，南朝君主以寒人當權之說，幾乎已成學界定論；近人田餘慶則更進一步，認為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時期，至南朝即回歸「皇權政治」。本文基於南朝寒人得以在中央掌機要多因任職中書舍人，故從史傳所見任中書舍人之職者入手，重新檢視南朝「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認為前述諸說皆有商榷之餘地。本文認為南朝時期並非任中書舍人者就必然能掌大權，而南朝只在少數、特定時期才有中書舍人本份以外的「掌機要」情形，至於中書舍人權勢達到專制朝權的情形，在南朝四代170 年間（420-589），合計約只有二、三十年，因此南朝以中書舍人「掌機要」的現象不宜過度地誇大，「寒人掌機要」在整個南朝史中只是個別、短暫的現象，以往以「寒人掌機要」來理解南朝的政治史並不精確。南朝的政治史確實與東晉有所不同，但未必如田餘慶簡單地說是由門閥政治回歸到皇權政治，南朝政治是以寒門出身的軍閥皇帝結合門閥士族的共治局面為常態，而非門閥士族完全被寒人架空的寒人政治，南朝時期皇帝重拾政治上的主導地位，門閥士族退居輔佐，但彼此間仍隱含有「共天下」的意味，只是和東晉時期皇帝與士族的「共天下」相比，「主客易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