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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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結群暴力(2024) 李宗育; Li, Zong-Yu十九世紀的中國社會發生幾件標誌性的暴力事件，川陝楚白蓮教事件、太平天國戰爭、義和團運動等，它們就像浮出水面的島嶼，沿著某一軌跡分佈排列，構成一串島鏈，這條島鏈就是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暴力形象，而島鏈下方其實是一條巨龍般的山脈在海底綿延，島嶼不過是它火山噴發而露出水面的一角，山脈才是整個形勢之所在，整個中國社會暴力的本體。本文之目的，即在試圖勾勒這座暴力山脈的輪廓，探討其內部活動與結構。十九世紀中國社會民眾結群與暴力的活動日益興盛，除了暴力犯罪團體，他們又透過秘密宗教、秘密會黨與團練等各種形式結群，進行暴力性的競爭；道光咸豐時期，社會陷入集體暴力對抗的結構與情境，在集體暴力螺旋作用之下，進一步造成普遍性的社區集體暴力化。同治光緒時期，遍布全國各地、持續四十餘年的反教活動接續了這股集體暴力的趨勢變成一股潛流，透過長期輿論操作與社會動員，建立了一個反教與暴力的集體心理基礎，演變為具有強大動能的社會運動。義和團事件後，基層社會分化與對抗結構更形嚴重，秩序的力量加速崩塌。而與這股暴力活動同步發展的，是暴力心態與暴力文化，行為與心理共振，心理與行為互動，中國社會的暴力已完全無法自我停止。Item 清代杭州府的家族經營與社會活動－以汪、丁、潘、陳四姓家族為中心(2024) 胡少艾; Hu, Shao-Ai杭州府在傳統印象中，被視為經濟繁盛、文教發達之區。然而杭州府下一州八縣，其中有部分縣份位於山區，在經濟、文教等方面與傳統認知中較為富庶的杭州府平原區，情形有所不同。不同的自然環境、經濟條件、文教發達程度，以及國家政治環境的變遷，都會影響地方家族如何經營發展自身家族和地方社會的互動。本文所選擇杭州府平原區縣份的家族－錢塘汪氏、錢塘丁氏，皆是商業起家，爾後透過獲取功名、經營文化網絡、經營文化資本等方式，轉為商、文並重的家族。而山區縣份的唐昌潘氏、富春上館陳氏，則相對於平原區家族，更加注重宗族制度的發展。並透過與遠房宗親聯宗合譜，擴大家族在地方的人數，除此外也參與公共事務，來增加家族在地方的聲望與影響力。Item 清代司法實務中的錯誤——以《刑案匯覽．毆期親尊長》為中心(2023) 王學倫; Wang, Hsueh-Lun靜態的法條和動態的司法審判是法律史研究的主要課題。本文以《刑案匯覽》為史料，針對毆期親尊長門記載的案件進行分類，以及刑部法律推理的探討。分類方面，強調錯誤類型的區分，並以說帖事實描述為標準，指出刑部或律例館官員認為下級審斷案錯誤之處。法律推理部分，注重各別律和例實際的適用結果，特別是遇到疑難雜案的案情時，刑部如何論處。清代律例延續唐、明兩代的概念，比禮制所稱的期親範圍更廣。《大清律例》的毆期親尊長門計有13條例文，其定罪量刑的原則是，不同身分和不同情狀，應以示區別。當毆期親尊長案件裡的律例和司法實務衝突時，作為司法審判者的刑部，會嘗試綜合事實和律例，作出適當的審判。其中，「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共毆期親尊長、尊屬致死，下手輕傷的卑幼，止科傷罪」是該門律例重要的立法議題。裁判實態方面，刑部對「毆期親尊長」的錯誤分類，可分為三種類型：聽從尊長的犯罪、與尊長共同的犯罪與聽從他人的犯罪。這些類型，和律例的適用及成案的援引有很大的關係。其立論的基礎，在於說帖內，事實掌握的程度。各別條例適用雖有不同，卻都是刑部經過縝密的法律推理後，得出最恰當的適用結果，目的只有一個：追求情與罪的平衡，尤其是毆期親尊長這類涉及服制和尊卑議題的案件。毆期親尊長這類案件，涉及「夾簽制度」的成立與確立，目的是為平衡社會上，法律與司法實踐層面的落差。此外，毆期親尊長的條例，在清末變法裡大量刪除，究其本質，是源於各立法者背景和觀念的不同。不過，身分倫理秩序的概念，仍存在這批立法人才心中。綜合來說，清代乾嘉道時期的期親尊長案件，所涉事態萬千，本文分類的錯誤類型並非唯一標準，而是能因應當時所載的親屬糾紛實際狀況，再做適當的類型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