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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設備與材料之研究（1895～1926）(2024) 陳宛琪; Chen, Wan-Chi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以「速成延長主義」為建設方針，以具有鐵路建設經驗的日本技術人才為主，顯示臺灣鐵路設備和材料深受殖民母國日本的影響，並與日本的鐵路工業技術發展密不可分。本文擬就1895～1926年日治時期臺灣縱貫鐵路的發展、政策的變化、設備和材料的來源及轉變，究明1895～1926年間臺灣鐵路設備和材料的發展及其特色，並透過與日本國有鐵路的比較，探討兩者的關聯與異同之處。由本論文探討的結果可知，1899～1911年間日本的機關車技術尚在起步階段，因此縱貫鐵路的機關車仰賴外國進口，鐵路車輛國產化政策確立之後，以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為主要供應者，且與日本機關車型制漸趨相同，反映出殖民地臺灣配合鐵路車輛國產化政策，也顯示日本的鐵路車輛技術逐漸走向獨立。貨車和客車方面，係鐵道部工場擁有足夠的車輛製造技術和設備，得以鐵道部工場為主要來源，並另向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購買。貨車和客車的數量和種類具有因地制宜的特徵，以鐵路實際運輸情形增減車輛的種類和數量。軌條方面，1899～1910年代中期依賴國外進口，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與日本製鐵技術的進步，臺灣軌條轉為從日本進口。縱貫線採用窄軌，而清領鐵路、日本鐵路同為窄軌，使得縱貫線能沿用清領的鐵路車輛，也便於臺日之間機關車的調動與支持日本民間鐵路車輛公司。隨著運輸量增加，鐵路車輛數也隨之增加，但長期發生滯貨問題，反映出車輛數的成長跟不上運輸量的變化。此外，鐵道部工場反覆修繕及使用舊機關車，加以1910年代至1920年代車輛難以徹底檢查和維修，因而影響到鐵路的營運。Item 影視教材在國中台灣史的素養教學運用─以《灣生回家》為例(2024) 廖翊伶; LIAO, YI-Ling日治時期的台灣，除了台灣人之外，也有生活在同片土地上的日本管理者及日本移民。「灣生」議題在2015年前以「遣返者」一詞較為熟知，直到紀錄片《灣生回家》的出現，才讓灣生一詞廣為人知。本研究於國中素養課程中，使用影視教材來做運用，導演黃銘正於2017年因書籍作者造假身分，澄清書籍與紀錄片之間應有所區別，勿忽略還有這樣的灣生真實存在。關切紀錄片中的灣生心態，經歷過的童年與被遣返後的區別對待，促成灣生的追尋之旅。本研究集中於當代的時空背景及灣生的身分認同感，再分析導演的理念及呈現手法，最後透過本紀錄片設計課程教案，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於這樣的影視教材的確有提升對議題的認識，進而化為行動，也展現他們的同理心，符合108課綱要求的素養精神。Item 日治時期臺南州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以共榮會為中心（1925-1934）(2022) 蔡寧遠; Tsai, Ning-Yuan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臺南州的社會教化團體共榮會之成立及其運作，究明其與殖民當局的社會教化、地方社會變革之關係。初步探討結果如下：1915年受放足斷髮運動的成功之鼓舞，總督府當局鼓勵臺人士紳成立社會教化團體，推動國語普及運動和風俗改良運動，全臺各地社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臺南廳士紳成立國語夜學會、臺南習俗改良會，嘉義廳則有嘉義同風會、嘉義國語獎勵會。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後，臺南廳和嘉義廳合併為臺南州，州當局決議廢除舊有的社教團體，頒布「關於國語普及施設及青年會處女會設置之標準」，統一規範基層社教團體。為了強化社教團體間的聯絡統一，進而成立臺南州共榮會，並在各郡、市、街庄設立支會和分會。臺南州共榮會成立後，和地方的基層社教團體共同致力於國語普及、青年組訓、風俗改良、地方振興等事業，鼓勵未就讀公學校之臺人學習日語，對未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施行補習教育，培養農村青年的農業技術和修養，改善臺人冠婚喪祭的舊慣，推廣良好的休閒活動，以及協助街庄當局振興農村發展等，使臺南州的地方社會產生變革。Item 日治時期森永製菓株式會社的廣告行銷—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2020) 徐愷謙; Hsu, Kai-Chien森永太一郎出生日本佐賀縣伊萬里町的伊萬里陶器屋，經一連串生意挫折後，決定赴美學習西洋製菓技術，帶回日本發展，使森永製菓誕生，並成為當今日本製菓界的龍頭企業。隨著19世紀末日本報業及報紙廣告逐漸盛起，森永決定投入以報紙廣告作為產品主力宣傳，並參與日俄戰爭後政府在各地舉辦的就業博覽會等活動，使名聲遠播。隨著口碑及資本的累積，配合市場對產品需求的增加，逐漸擴建工廠、研發新製品。對報紙廣告的設計態度也日漸積極，插圖的設計、繪製及文宣內容，皆較以往更加細緻。進入大正時期，森永透過大正博覽會，使牛奶糖成為日後的熱門主打商品。資本增加後，森永擴建工廠製造更多產品，從事多角經營，並開發海外市場。 而森永在臺灣報紙的廣告宣傳，起初是與特約店共同宣傳森永產品，1914年，森永的市場及規模逐漸穩定後，即投入更多的資金，直接在臺灣的報紙刊登廣告。1925年，設立支店後，可直接了解臺灣市場之需求，擴大對臺灣市場之經營。然而在九一八事變與第二次戰爭時期，公司為因應日本政府的統制經濟，改變生產及宣傳方針。在臺灣經營方面，森永也配合總督府南進政策，進而影響產品宣傳與支店經營方式。Item 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1895-1945）(2006) 蔡龍保邁向近代化是日治時期臺灣發展重要的特徵之一，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近代化經驗如何運用在殖民地臺灣，實在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日治之初，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信、上下水道、都市計畫等基礎工程（infrastructure），道路由傳統道路進化為近代舖設道路，汽車由少數特殊階級的所有物變成一般民眾重要的交通工具。然而，誠如眾所周知，殖民地經驗並非是殖民地近代化的先決條件，對於殖民地時期帶來的「近代化」與「發展」，有必要細究總督府政策和制度實施的過程，考量殖民地所付出的代價後，才有可能作出適切的評價。本文的探討除了可發現「近代路政制度」、「近代舖設道路」、「汽車」所代表的近代性之外，從制度引進、政策推動的過程中亦清楚呈現臺灣異於日本母國的特殊性或殖民性、臺灣人在道路事業與汽車運輸業中的積極角色、臺灣人對近代事物之容受力，以及臺灣民間社會澎湃的力量。 日治時期的道路事業是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其對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之影響漸進而日益深化。日治初期，總督府透過修築道路擴張政權至各地方，統治日趨鞏固；人力車、牛馬車等傳統交通工具和軌道、私鐵等近代交通工具也因之有明顯的發展。由傳統道路過渡到「近代舖設道路」、由傳統人力車和牛馬車進步到汽車運輸後，1920年代汽車運輸業迅速發達更帶來二次的交通革命，使得交通體系再行整合。迨至1930年代已形成國鐵、私鐵、汽車、船運、航空相互連結之島內外近代交通網絡，發揮交通設施的綜合性機能，促進地區的發展、人口的流動、資源的開發、產業的興起、物產商品化、資訊的傳遞、文化的傳播，形塑新的生活方式，對臺灣社會、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帶來顯著的發展和變遷，邁向近代化。Item 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銷售與統制(2009) 蔣亦麟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分為臺灣生產的木材和自其他地區進口的木材，臺灣木材的生產分為民營伐木與官營伐木，規模較大的民營伐木業者皆由日籍材商經營，而官營伐木乃砍伐三大官營林場，即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的木材。木材砍伐後，分為原木和需要加工製造的製材，官營製材工場不論在生產力和動力方面皆具有優勢，民營製材工場無法和官營製材工場相較。 臺灣材的銷售亦分為民營材的銷售和官營材的銷售。民營材以1922年「關於官有林野產物市售價格之件」公佈後，總督府處理林木的政策約可區分為前、後二期。官方砍伐的官營材，銷售對象主要為官廳建築業和木材商人，銷售地區除高級材(扁柏、檜木)多賣至日本用作神社、佛寺等較雄偉的建築用材外，主要在臺灣銷售。能承購官營材的指定商，多為在日本從事木材業的日商，由於官方將官營材賣給指定商的售價並不高，指定材商將木材賣出的市價卻高岀成本數倍，所以獲利的應該是介於官方與消費者間的木材會社，即為享有「大牌」的日資會社。 日治時期臺灣官營材和民營材無法滿足臺灣的需求，因此須從其他地方進口木材，使木材貿易呈現入超的情形。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將從外國進口商品稱為「輸入」，從日本及其殖民地進口商品稱為「移入」，因此當時進口到臺灣的木材可分為輸入材和移入材，輸入材以中國材為主，移入材以日本材為主。日治初期臺灣使用的木材以對岸的福州材為主，約至1910年代左右，日本材逐漸凌駕福州材；一次大戰後尚有美材、北洋材陸續經由日本移入臺灣；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材幾乎斷絕輸入，臺灣越益依賴日本材的移入。 七七事變爆發後，臺灣實行統制經濟，1943年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成立，此時不論進口材或臺灣材，從供給、製材、銷售到配給皆形成一元化的統制，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則居木材支配體制的中心。戰時體制下臺灣的物資統制，使臺灣木材產量增加，木材自給率提升。為服膺戰爭時期工業化發展和軍備強化所需的大量軍用材，原本以民需取向的木材貿易轉為軍用取向，增產的木材中，尤以闊葉樹的增產受到注目。Item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變遷(2012) 黃慧禎; Huang, Hui-Chen漢人移民來臺，營造地方性的公共空間，主要是建立在宗教寺廟的神權之上，以共同的祭祀活動，帶動族群的認同，以神明的神聖性來爲人民消災解厄，祈求平安、降福，因此寺廟的神權成為民間的權力中心，是民眾共同承認與信賴的所在。龍山寺建寺至今已逾二百七十年，其中歷經三個不同的政權，其功能也隨著政權的更迭而轉變。 日治時期是臺北由早期移墾的農業社會，邁向現代化工商企業組織的過渡期。臺北作為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中樞，在日本計劃性的建設下，交通、市容、經濟、社會都隨之改變，使臺北成為現代化的都市，臺北鄰近的市鎮也隨之發展。日據時期的臺北社會已逐漸脫離地緣、血緣色彩，走向社會功能或社會需求的取向，由閉鎖而開放。艋舺也由地域濃厚的移民街庄，逐漸轉變為臺北市的一部份，龍山寺也因交通的便利，神明的靈驗，歷史的悠久，信眾的廣佈，突破地域的界限。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不僅跨越地域、漢人族群，甚至是超越種族。日本官方人員基於政治動機，而日本民間人士因佛教信仰與地方傳統的特性，親身參於龍山寺的宗教活動並慷慨捐贈，與其他寺廟的信眾來源相比，顯見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異質特性。 關鍵字:艋舺龍山、日治時期、宗教、祭祀、地緣Item 邁向地方大廟─經濟發展與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之宗教變遷(2012) 林怡秀本文以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的發展為研究主軸，探討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之關係。本文從祭祀圈、寺廟管理組織、社會領導階層以及迎神賽會等四大指標，分析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過程。 慈鳳宮創建於乾隆年間，主祀媽祖，祭祀圈範圍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經漳泉移民的捐金獻地，延續香火，使慈鳳宮持續成長，日治時期已擴張至整個屏東街市，在地方社會上扮演政治、經濟、教育等角色，是屏東街市重要的信仰中心。 屏東街市因新式糖廠的設立，導入交通革新、現代商業等變革，使工作機會增加，移入人口增多，經濟快速成長。在此發展背景下，促使屏東街市成為屏東平原的政經中心，取代原先的東港，而位居屏東街市中心的慈鳳宮，隨著屏東街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下，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小廟，經歷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各項建設，其地位逐漸成為地方大廟，信眾分佈範圍逐漸擴大，超越屏東街市的行政區劃，打破原先的祭祀圈，部分信眾甚至遠及新竹一帶。這樣日益擴張的信仰範圍，也反映在每年盛大的迎神賽會中，經由宗教活動的熱絡，可看出地方社會繁榮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有餘裕，才能持續支持地方宗教活動。反之，迎神賽會的盛大，亦可吸引更多人潮的聚集，有益於地方經濟發展與慈鳳宮信眾分佈範圍的擴大，由此可知，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是相輔相成。Item 畫我臺灣—日治時期新美術中臺籍畫家的繪畫題材(2018) 蔡介倫; Tsai, Jie-Luen本文主要以臺、府展為中心，並輔以台籍畫家參與的日本官辦美展、民間畫會與美術團體，探討日治時期台籍畫家的繪畫題材選擇。從日治時期台灣新美術發展以來，台灣的美術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就不斷的面臨題材選擇的問題。而日治時期引入臺灣的新美術除了水彩、油畫等西洋繪畫，還有在臺、府展中佔有一席地位的東洋畫，同樣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提倡更為貼近現實景物的描繪，而在幾位學校老師在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木下靜涯、鄉原古統等人推薦下，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台灣教育會，於1927年舉辦了具有一定教導與教育意義的臺灣美術展覽會，並隨之帶動了台灣民間美術團體與展覽會的蓬勃發展。此時期台灣美術展覽會中的繪畫作品的題材提倡並表現臺灣「鄉土特色」是學界普遍的共識，但是在眾多的題材類別中，要認定哪一種題材最能夠做為表現「臺灣」的題材卻是相當困難的。本文希望透過宏觀的歷史文獻比較研究，以及針對日治時期展覽會中台籍畫家的題材進行分類與量化統計，並分析其表現出的現象，並解釋日治時期台籍畫家在不同時空環境與背景下，用何種題材來表現臺灣，以及這些作品中的臺灣題材對於台籍畫家的意義。Item 黃土水藝術成就之養成與社會支援網絡研究(2016) 張育華; Chang, Yu-Hua黃土水（1895-1930）幼時生長在木匠家庭，並學習民間神像雕刻的技藝，耳濡目染造就對木雕的興趣和喜好。出身寒微的黃土水，透過新式教育洗禮，憑其智力與努力突破家庭經濟的障礙，不但進入國語學校就讀，並受到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的提拔，得到東洋協會的學資補助赴東京美術學校學習雕刻，成為臺灣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的藝術家，以具有「台灣特色」題材為創作主題，活躍於日本及臺灣的藝術文化圈，成為臺灣近代美術先驅。 藝術專業化讓黃土水獲取社會地位，卻也因「雕刻」材料必須耗費大量的金錢，終其一生在金錢和時間之間拔河。除了創作帝展作品，在總督府官員的仲介之下，黃土水受邀為日本皇室訂製藝品，吸引日臺紳商向他訂製人物胸像。在資本主義的消費市場框架之下，黃土水除了努力「生產」，還必須主動利用傳播媒體和人際網絡提振藝術品的「消費」，建構自己的藝術市場。黃土水如何在不同的時機，憑藉何種機緣、條件，如何進入這些權力機制，維持藝術的自主性，進而去實踐他理想中的「福爾摩沙藝術」。日治時期的政治、教育、經濟及文化制度對其藝術生涯又什麼樣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方向，在廣闊的社會脈絡中，從歷史與社會的整體性角度重新檢視黃土水，以其人物研究來深入討論日治時期的藝術家所經歷的時代樣貌。透過新史料的發掘，重新建構黃土水的歷史圖像，探討雕刻技藝的學習及養成，參加日本官展的目的與意義，藝術風格遞嬗的轉變，從中思考「政治權利」「人際網絡」、「傳播媒體」與「藝術品」的互動關係與流動意義。黃土水研究不應只侷限在意象思維和精神性的討論，具體地重構黃土水日常生活的情境，放置在一個巨大而密實的人際網絡之中，關注藝術背後的社會現實與經濟的動因，建構更為真實的日治時期臺灣藝術的圖景。藉此動態的發展過程，探尋支持黃土水藝術成就的社會基礎，由此理解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在傳統和現代交織的文化表現，如何在具體的社會情境與歷史過程中形成、發展，探求其在社會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