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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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園（1868 - 1940）(2014) 謝佩珊本文試圖從城市公共空間角度，探討租界七座公園於城市空間中發揮何等功能。公園和上海市民的生活產生深刻且微妙的關係，對推動城市現代化，扮演重要角色。筆者經由解讀官方市政記錄，彌補前人研究之不足，並透過歷史發展脈絡，重新觀察華洋關係的一個側面。 「公園」一詞始見於《魏書》，但意涵非指近代城市公園所表示的提供大眾休閒遊憩或運動健身的公共園林。1868年上海英租界外灘建置中國首座公園，英文為public garden；晚清時人常稱「公家花園」、「外國花園」或「西人花園」等。中國自古有皇家或私人園囿，傳教士、外交人員或遊泰西之士將park或garden意譯為涵義相近的「園」或「囿」，或兩者並稱。亦有音譯為「巴爾克」、「帕格」、「派克」。晚清文獻以「公園」稱呼都市園囿則出現於旅日記遊，甲午戰爭後，日源漢字新名詞大量輸入中國，報刊普遍使用公園代替公家花園則等到二十世紀初。 近代上海租界分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分別由工部局、公董局管理市政，西人仿歐洲城市規劃建設租界。公園在近代西方城市被視為市民生活的重要公共空間之一，故公共租界四區建置6座公園；法租界有1座大型公園，其中3座是官有地改建；4座是滿足居民需求。每座公園各有特色：公花園與華人公園倚傍河岸，崑山公園為兒童專屬遊戲場，匯山公園與虹口公園兼備運動場地，極司菲爾公園是自然風景式園地，顧家宅公園展現法蘭西花園風格。運動場地依時間開放市民申請使用球場、游泳池，並酌收場地使用費，西式體育活動起初為外僑的閒暇娛樂，後來上層華人階級、青年學子接納、推廣，逐漸普及於華人娛樂生活。 西人認為公園不僅是大眾遊憩空間，更是培養市民公共意識，落實文明化素養的地方，對入園遊客的行徑訂立公園章程規範，保障大眾權益。1928年前，租界的公園基本上限制一般華人進出。十九世紀中葉後，上層華人基於納稅人平等原則投書給工部局，要求開放部分華人及外地遊客入園，董事會決定試辦申請公園券入園，符合官方標準才獲准，第一波有限開放算是滿足上層華人的訴求。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人受到民族主義思潮激發，產生反西方帝國霸權呼聲，這股旋風在上海發揮極大影響力，此時上海租界華人意識到與外僑同為租界納稅人，卻無法享有納稅人應有的市政權。五卅事件引發中外關係緊張，撼動洋人統治權，促使工部局董事們同意加入華籍董事，也正視華人的市政權利，而公園禁弛爭論在這波外交談判中獲得解套。 1928年6月開放公園後，改採售票制篩選遊客。付費入園變相將公園空間商品化，能不能入園關係到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根據官方年度遊客統計量，三0年代上海興起遊園熱，遊覽公園列入老上海人的時髦休閒娛樂名單。 滬西商業性花園（所謂「海派園林」）進一步將私家園林空間開放化，參雜中西式娛樂活動，以滿足老上海人消費娛樂需求。這類花園性質接近遊藝場所，對入園者無嚴格篩選，遊客類型遍及上下各階級，唯進入1920年代後，逐漸被新型遊戲場所取代。Item 咖啡與近代上海(2011) 柯伶蓁清中葉後，隨中西雙方交流的逐漸密切，外國人來華人數漸多，而將其生活習慣攜入中國，咖啡便是一例；此外，學者指出咖啡的飲用方式和器具形式受到中國飲茶文化的影響，從中可觀察飲食文化的交流。清道光年間澳門出版的字典便已有咖啡此項物品，但早期譯名不一，隨著譯介增多與時間發展，而逐步統一為「咖啡」和「珈琲」。後出於經濟利益考量，官方和民間出現了栽植咖啡的呼聲，因而華南省份陸續由華僑引入種植，但產量不豐，仍須仰賴外國進口，其中以沿海通商口岸為主要進口處，但咖啡進口受外國產量和國內外情勢影響，數量和價格易波動，但整體而言，消費量逐漸成長。中國人初次飲用咖啡約在同治至光緒年間，因西餐館的開設，中國人始接觸到餐後飲料─咖啡，最先接觸咖啡的人為達官顯貴、洋行職員、使節、留學生，後隨大菜在上海的風行，一般市民亦到西餐館進食並飲用咖啡，然上西餐館多出於嚐鮮與身分地位的考量。隨著咖啡在上海的發展，咖啡館和咖啡攤也陸續開設，成為上海特殊的城市風貌，咖啡亦逐漸滲入家庭生活中。咖啡不僅是一種飲料，其挾帶著豐富的意涵進入消費市場，咖啡常被視為西方、現代的一種象徵，因此人們如何理解咖啡，展現了當時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的複雜心態，既試圖仿效但又排拒的矛盾，知識分子亦咖啡與階級和革命等概念連結，從而批判咖啡背後隱含的階級性與殖民性，展現了咖啡館此一社會文化空間的豐富性。文人對咖啡女侍的歌詠，對比其所批判的摩登女性，反映出知識分子對傳統性別結構鬆動的不安，並試圖透過塑造想像中的女性，以重新取回話語主導權，而咖啡館也被建立為一個男性集體認同的空間。Item 陸深（1477~1544）家書之研究(2009) 陳烱智本文透過整理、分析、討論並比較陸深《儼山文集》中的家書內容，描述明代上海士子在科舉事業之中，諸如家庭關照（資料的蒐集、財力的支持）、應考要領的提示、對於科考公平及競爭激烈的議論，及陸深有關修身齊家、家庭經濟管理、為官進退的討論等面向，以考察明代中葉士人的父子關係。 透過本研究，在微觀層面實證史料的爬梳與整理之後，能夠細膩地呈現明代中葉士人父子關係中「情」的深厚度，展示家書中「理情兼備」的一面。再者，進一步研究明中葉上海浦東地區開發的實況，及當時士人對於管理家庭經濟的觀點。最後，則是探討陸深對明代中期政治社會的看法，尤其是他針對松江或上海浦東地區風氣的評論。Item 戰後初期中國媒體中的台灣圖像 —以《申報》為中心（1945.8-1947.2）(2016) 張又瑜; Chang, You-Yu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進入中國治理範圍，中國輿論界也開始出現一股「認識台灣」的熱潮，《申報》中大量的台灣報導也反映了這股台灣熱。本文試圖探討戰後1945年8月至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大報、經過國民黨接收改造的宣傳報以及反映上海商民需求的上海地方報之《申報》中所呈現之台灣圖像。首先，《申報》將台灣視為久別後的「故土」，「故土台灣」是一個海外孤島、是中日文化複合的載體、是如瑞士般的旅遊勝地。其次，《申報》認為台灣雖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不像中國」，將台灣視為亟待中國化的「國土」。因此，《申報》特別注重台灣「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以達「內台合一」目標的改造工作，對台灣治理的情形、赴台工作的內地人以及受改造的台灣人有所關注。最後，《申報》將台灣視為國共內戰期間能為上海提供豐富資源的「寶島」，不僅在報導中大量描述台灣物資，也注意旅滬台人的訴求以及台滬文化品味比較等議題。由《申報》的台灣圖像，可以見到《申報》作為一個中國大報、國民黨報、上海報的媒體本質，以及基於其立場而表現的特殊關懷。整體而言，《申報》所建構出的台灣圖象確實豐富了中國讀者對台灣的認識，在戰後初期中國的「台灣知識」仍屬起步之時，成為中國民眾對台灣彌足珍貴的認知來源。唯《申報》所呈現的「和諧台灣」與戰後初期台灣複雜的真實面貌實有相當大的落差，對於理解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仍有其未逮之處。Item 影視史學在高中歷史教學的應用--以〈間諜佐爾格〉為中心(2018) 劉先芸; Liu, hsien-yun影視史學應用於中學歷史教學已經有多篇研究成果，本文嘗試在高中歷史教育中不僅融入課程作為教材，以希望能開展課程評量的多元化特色。〈間諜佐爾格〉為導演篠田正浩息影之作，寄託導演童年回憶中的衝擊事件與對新時代年輕人尋求自我認同的期待，試圖在動態的影片流動中呈現複雜多樣的史實與觀點。史實考證詳實、場景藉由當時先進的背景合成技術，重現1930年代上海與東京等街頭實景。主角其二「佐爾格」、「尾崎秀實」二人對高中學生是全然未知的人物，他們為此付出生命的馬克思主義與左派知識分子的身影，也因為教科書並未深刻談論而缺乏能見度。 佐爾格與尾崎秀實的研究在1945年戰後日本展開，佐爾格事件的研究涉及許多國家在在國際關係變動中的關鍵議題，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反戰運動、日本侵略與東亞殖民地解放，引領戰後國際情報戰的研究的風向球。諜報團與政府的關係，以佐爾格被特高警察逮捕到司法部審判到檔案曝光的過程，則可視為司法單位鎮壓思想言論自由的例證。尾崎秀實友人將他在獄中七十四封家書、二百多篇手札重新編輯成《愛情像繁星落下》，日本大眾因而了解此事件。冷戰結束後，二戰以來半世紀關於日本軍閥戰犯、納粹的軍事機密，紛紛由美國國家檔案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解密。1997年，白井久也、小林峻一、渡部富哉等人成立「日俄歷史研究中心」，陸續於2000年到2007年發表研究資料。 本研究將日本、中國大陸研究成果重新彙整，加入英國2008年開始被採用在各學科中開始施行的學習階段評量(AFL,Assessment for learning)。以期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特別強調教學者與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如何提升「素養」，期待超越過去課堂上的功能性讀寫素養(functional literacy)，提升為能夠將學科知識分析、詮釋後應用在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