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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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2014) 李泰翰本文旨在探討1950年代救國團舉辦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之目的、實況及其意義，以原始檔案、會議記錄、報告書及報章雜誌文字為主要的資料，分別探討國民黨在台灣的學生運動發展、政黨與青年組織的關係、校園內政黨的組織及活動、青年組織與台灣休閒活動之發展，以及「祖國」與回國升學僑生及海外華僑青年之關係。 透過本文論述顯示，救國團成立後，其「前身」青聯會自願結束會務，取代過程平順。國民黨依既定步驟在校園中展開黨務工作，黨組織採取秘密方式進行，為掩護組織，國民黨利用組織外圍社團從事該黨活動。此外，救國團原名青年先鋒隊，該團之籌組經過國民黨內部歷時一年的商討而成。救國團的成立後，國民黨打消原擬設置預備黨員的構想，並規定中等學校學生一律不得參加政黨活動。不過，國民黨並未嚴格遵守其所訂的規則，尤其是在吸收僑生入黨方面。 綜觀1950年代救國團舉辦的暑期青年戰鬥訓練，可見以國內青年為對象的軍中服務隊人數逐年縮減。不過，該運動並未消失，反而以海外華僑青年軍中服務團、隊取代之。由1959年出現的「危機」顯示，當政府希望海外僑胞表示其對「祖國」效忠時，引起僑居地政府的不滿，也因為該「危機」，海外僑胞與「祖國」的互動模式不再以「宣誓效忠」或是以參與軍事訓練、軍中服務的方式進行，而是調整為以觀光考察的方式舉辦。此外，被塑造成「慈母」形象顯然不是「祖國」的全貌，透過保防工作的規劃與進行，顯示「祖國」對這些服務華僑青年的動機及其返國後的一舉一動，實不太放心。 救國團舉辦的暑期青年戰鬥訓練乃是個具有延續及創新的綜合體。各營隊有「開放報名」及「指派參加」的區別，指派名額比重逐年增加。第三次舉辦時四大類別已經成形，後期舉辦則有「橫貫公路集中化」的傾向，部分營隊也逐漸朝固定化、訓練日數較短及育樂活動較多的方式舉辦。此外，救國團逐年增加僑生保留名額，並開始出現「收費營隊」及「不收費營隊」的差別。另外，過去研究者常將救國團舉辦的寒暑假營隊混為一談，經本文探討顯示，1950年代早期舉辦的寒假營隊，乃是救國團作為訓練學校基層幹部之用，後期則開始與暑假訓練活動相互結合，寒假舉辦的活動也逐漸開放給一般青年參與。團務改革後，隨著各縣市育樂中心及大專院校的學生活動中心的成立，救國團對幹部的領導改為集中在對這兩中心主要幹部舉辦營隊，實施訓練。 最後，由本文之探討結果顯示，討論台灣戰後青年組織與假期活動之關係時，實不宜忽視國民黨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救國團每年舉辦長時間、集體化之訓練，不但符合國民黨的需求，也成為黨務工作活動的「溫床」。要言之，舉辦大規模青年訓練活動不只是救國團所謂的「黃金時代」來臨，對國民黨而言，亦是如此。Item 「牙刷主義」在臺灣：「中美斷交」前後平面媒體呈現的綠卡問題(2014) 劉立德隨著1970年代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面臨一連串的挫敗，使人們對臺灣前途產生不確定感，因此許多有能力的人便透過各種途徑移民美國。這股移民風潮多以美國為目的地，反映出美國自戰後對於臺灣各個層面的影響，使美國的理想化形象成為刺激許多臺灣人移民美國的動力。但是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對移民出入境的嚴厲管制下，除了留學、洽公之外，要移民美國並不容易，也因此特權份子走後門移民美國的行徑格外令人側目。 許多黨政軍高層人士透過管道取得綠卡這個公開的秘密為當時輿論所詬病。這些特權人士的行徑不僅被外界譏諷為「牙刷主義」者之外，亦為黨外人士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口實。在當時不同立場的臺灣平面媒體在報導這個現象時所顯示出官方、報社、民間在面對這股移民美國風潮的態度各有不同，尤其是逐漸興起的鄉土思潮透過黨外雜誌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批判使綠卡問題成為移民美國風潮下所衍生的政治問題。 本文選定1970年代多家不同政治立場的平面輿論，如國民黨立場的《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與政論雜誌《新聞天地》、自由派的《自立晚報》、黨外政論雜誌《臺灣政論》、《富堡之聲》、《夏潮》及《美麗島》，從1976到1980年這段期間上述媒體對於「牙刷主義」問題的報導和評論。從這些不同立場的媒體對於「牙刷主義」問題的報導和評論中，瞭解當時輿論當時如何看待這股移民風潮所造成的影響，這些報導如何呈現出當時臺灣社會的集體心態與社會氛圍，以及國民黨政府處理「牙刷主義」問題的態度。 本文研究發現，雖然當時不同立場的臺灣平面媒體對於「牙刷主義」問題一致撻伐，卻是基於「愛(中華民)國」和「愛臺(灣)」的鄉土意識不同立足點進行批判，後一種觀點甚至認為「牙刷主義」問題是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本質所造成的。 弔詭的是國民黨在這段期間一再表態反對「牙刷主義」，卻百般拖延不願認真處理此一問題。 這場爭議雖然在國民黨政府於1980年11月宣佈對「牙刷主義」問題暫緩處理來為這場爭議定調，以及進入1980年代以後臺灣局勢穩定而逐漸平息，但是這場爭議所引發的認同危機仍然在今日的臺灣徘徊不去。Item 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2009) 林芝諺; LIN,ZHIH-YAN本文是以香港調景嶺營為個案分析，並從政治與外交的決策面向切入，作為探究1950年代中華民國對難民政策的理想與實踐。簡言之，即以探究國府如何運用香港中國難民的宣傳題材，來重塑政權的正當性。 第一章主要鋪陳香港調景嶺營形成的緣由，先是從香港的政經歷史脈絡出發，追溯二次大戰後何以出現難民潮的背景，並探究港府對難民問題的處置態度有何轉變。其次從調景嶺營初創期內部的管理組織及社團切入，析論國民黨最初如何透過上述組織滲入難民生活，並動員該區難民從事反共愛國紀念日等活動，使得該營在成立之初，便醞釀了日後成為「反共精神堡壘」的雛形。 第二章將場景拉回台灣，探究國民黨遷台後，在國共內戰思維的框架下，對難民的態度與政策。先是從各方呼籲接納難民的態度談起，並從入境辦法的修訂與爭議切入，觀察在韓戰爆發前後，輿論與行政當局的衝突與矛盾。其次將焦點擺在國民黨的決策考量，在黨國體制下，對難民的態度亦反映其統治正當性的顧慮，而最後如何折衷內外利益，主導難民政策走向的問題。第三探討1953年後，港府的權力從調景嶺營淡出，國府如何透過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把調景嶺營打造為海外「反共精神堡壘」的形象，並擴充營內難民自治組織系統與寓救濟於教育的形式，奠定往後的難民援助模式。 第三章將焦點轉移至聯合國會場，探究國府如何藉助冷戰有利情勢，運用香港中國難民議題的策略，向聯合國爭取援助及創造發聲機會。先是釐清政府向聯合國提案前的考量與目的，以及當時國際難民定義的侷限性，點出提案起初無解的癥結所在。其次論述聯合國派遣調查團赴港調查難民問題時，國府有何對策，及對調查報告書的評價與運用。第三探討香港中國難民問題被拋向聯合國大會討論前，中、英、美三方制定決議草案的曲折歷程，至香港中難民通過聯合國決議而擠入「國際難民」之列，又有何影響。 第四章探討國府如何與美國主導的冷戰局勢相呼應，將難民宣傳成反共英雄形象，並檢視難民問題國際化的成效。先是探討聯合國發起「世界難民年」運動的內涵與爭議，國府參加的目的與對策。其次著重於「世界難民年中國委員會」的宣傳方式與運作機制，探討該會向國內外同胞勸募動員的手法、組織運作、推行的困挫，及勸募成果。第三檢討難民問題國際化後的成效。主要從內政、美援運用、港府合作態度等三大面向切入，考察政策的理想與實踐間有何差距。文末，並附帶說明調景嶺營作為一國際炒作議題，何以在1950年代之後漸消沈的原因。Item 戰後初期中國媒體中的台灣圖像 —以《申報》為中心（1945.8-1947.2）(2016) 張又瑜; Chang, You-Yu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進入中國治理範圍，中國輿論界也開始出現一股「認識台灣」的熱潮，《申報》中大量的台灣報導也反映了這股台灣熱。本文試圖探討戰後1945年8月至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大報、經過國民黨接收改造的宣傳報以及反映上海商民需求的上海地方報之《申報》中所呈現之台灣圖像。首先，《申報》將台灣視為久別後的「故土」，「故土台灣」是一個海外孤島、是中日文化複合的載體、是如瑞士般的旅遊勝地。其次，《申報》認為台灣雖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不像中國」，將台灣視為亟待中國化的「國土」。因此，《申報》特別注重台灣「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以達「內台合一」目標的改造工作，對台灣治理的情形、赴台工作的內地人以及受改造的台灣人有所關注。最後，《申報》將台灣視為國共內戰期間能為上海提供豐富資源的「寶島」，不僅在報導中大量描述台灣物資，也注意旅滬台人的訴求以及台滬文化品味比較等議題。由《申報》的台灣圖像，可以見到《申報》作為一個中國大報、國民黨報、上海報的媒體本質，以及基於其立場而表現的特殊關懷。整體而言，《申報》所建構出的台灣圖象確實豐富了中國讀者對台灣的認識，在戰後初期中國的「台灣知識」仍屬起步之時，成為中國民眾對台灣彌足珍貴的認知來源。唯《申報》所呈現的「和諧台灣」與戰後初期台灣複雜的真實面貌實有相當大的落差，對於理解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仍有其未逮之處。Item 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工作(2019) 陳穎賢; Tan Ying Xian19世紀中葉，英屬新馬即為中國閩、粵沿海居民的移入地，但新馬華僑與中國之間始終維繫著親疏程度有別的情感紐帶。20世紀初英屬新馬殖民政府對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動員新馬華僑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有所顧忌，在「王藍協定」（1931）簽署後，國民黨在新馬的黨務活動甚至一度遭受當地殖民政府禁止，但直到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新馬華僑仍很大程度響應中國政府號召，以捐款、購買國債、投軍等方式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1938年10月10日，閩籍僑領陳嘉庚主持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新加坡成立，該會統合了南洋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以致日本的情報機關將英屬新加坡視爲抗日、反日之中心。然而隨著國民黨對南僑總會的過度干預，造成以陳嘉庚為首的僑領起而反制，逐步分化了新馬僑領階層，且弱化了南洋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儘管國民黨對南洋華僑抗日運動的干預成效甚微，亦無法讓新加坡殖民政府合法化國民黨在新馬之地位，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前中國與國民黨籍新馬僑領的聯繫，轉而成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將調查工作從國内推及海外，重振國民黨在南洋黨務工作，及開啓中英兩國在馬來亞情報合作之契機。 太平洋戰爭期間，英屬印度成爲盟軍對日作戰的前線及大後方，亦是中、美、英盟國之間從事外交活動、情報工作的場域。其中，中英兩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即是由國民黨籍新加坡僑領林謀盛促成。1942年初，日軍相繼佔領南洋各地，爲了策動南洋淪陷區秘密工作及配合盟軍反攻，中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侍從室六組擬訂〈南洋淪陷區工作綱領〉，以「實際情形，便利工作為標準」，對中統局、軍統局在南洋的情報工作「分區分工」。然而，在協商過程期間，中統局、軍統局卻因事權歸屬問題引發紛爭，致使中統局執行打通自石碼、東興潛入馬來亞渠道的計劃，以失敗告終。 1942年10月，中英兩國簽署馬來亞特工合作辦法，林謀盛即以馬來亞支部聯絡官及馬來亞區華人正區長身份，前往中國招募敵後工作人員，此即「龍組」。「龍組」學員以中國國民黨海外部、中統局代爲招募的人員最眾。此外，「龍組」學員之間，有僑生、中國籍與英國籍之別，而基於工作需要，學員多為閩、粵籍貫，具有相近的社會、學經歷背景。「龍組」學員在印度完成訓練後，依據英籍教官評語，及學員試驗成績分爲情報員或電務員，敵後工作課程内容大抵依據馬來亞的工作需求而調整。1943年5月至1945年8月，馬來亞支部以潛水艇及空投兩種方式，將敵後工作人員派入馬來亞霹靂、雪蘭莪、森美蘭、柔佛、吉礁、彭亨等地，以學員的同鄉關係作掩護，潛伏在各地蒐集情報，並聯繫馬來亞共產黨的華僑抗日游擊隊協助盟軍反攻。 1943年5月，「突擊行動」成功登陸馬來亞霹靂州海岸。由於電台搬運困難，此時情報均以人力方式傳遞。惟在中英共享馬來亞情報外，林謀盛、吳鐵城及中統局之間，另有中方秘密互通消息之渠道，此即「錫字報告」。該報告體例由馬來亞敵後工作報告及情報組成，起獲之情報多為華僑在新馬淪陷區之近情。1944年3月盟軍在馬區的外圍工作遭到日軍破獲，馬來亞與印度的消息斷絕。與此同時，中方派赴印度受訓之學員因與英籍教官發生意見，拒絕出發任務，經莊惠泉與陶林烈接洽，始得化解。1944年9月，「木匠行動」潛入馬來亞東海岸，建立無限電台，盟軍再次掌握馬來亞之情報。中方所獲情報由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機要處處長張壽賢抄送南洋華僑協會、國民黨中央海外部、軍委會等各黨政機構參考，成爲重慶新馬華僑獲知僑居地之消息來源，可說是中國與在渝新馬華僑維繫情誼之憑藉。大體而言，儘管中方將中英馬來亞的情報合作視爲中國擔負同盟國義務，為馬來亞華僑追求戰後平等之表現，但戰後如何重振國民黨在馬來亞之黨務及牽制馬來亞共產黨對華僑之影響亦是當時國民黨的重大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