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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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1717〜1840)傳教活動之探究(2007) 黃巧蘭自利瑪竇死後，在天主教內部所引發的「中國禮儀之爭」在清康熙朝間再度被引發、擴大，不僅引起羅馬教廷的關切介入，更導致教廷與康熙朝廷的態度衝突，最後雙方在無法取得共識的情況下，加上中國本就不喜天主教的官員趁勢上疏奏請禁教，終使本對天主教採取容教態度的康熙帝轉向禁教的態度，但康熙帝畢竟熱愛西洋學術，終其在位時期並未大規模查緝中國地方的傳教活動。繼位的雍正帝承襲了康熙帝的禁教態度，法則卻更加嚴厲，正式下令查禁中國地方的傳教活動，使得本在中國地方上活躍的西籍教士漸變得沉寂無聲，地方上的天主教活動似乎轉趨沒落。但在禁教期間的檔案文獻，發現在清代的官方檔案中，在禁教期間的雍乾嘉道年間，中國地方不斷發生天主教案，官府也常在地方緝拿到藏匿數年的西洋教士，顯示出天主教並非在雍正朝下令禁教後，便消失於中國地方。為何在清廷如此嚴厲的禁教政策下，地方上天主教依然未被禁絕，既然未被禁絕，那傳教士如何潛入地方？天主教又是如何繼續發展於中國地方？Item 邦有常刑──以清朝懲治「邪教」的司法案件為中心(2017) 曾雨萍本文研究重點擬以清朝懲治「邪教」的司法案件為中心，除緒論和結論外，本文共分為四大章。第二章〈政策與法律：邪教與相關律例的修訂〉指出清朝運用法律來維護儒家倫理是一種手段，藉由《都察院‧黜邪》例、《刑律‧賊盜‧造妖書妖言》及《禮律‧祭祀‧禁止師巫邪術》的纂修，以教化、打擊、隔離同時並進的模式，試圖正本清源，建立一個可以使帝國長治久安的防護網。在法律的防護網中，官方的標準是唯一衡量的尺，而律例是上面的刻度，合法與否決定其正統與異端、正祀與淫祠之分。 第三章〈旗人與教案：從邪教案論大清律例「罰必當罪」的理念〉與第四章〈漢人與教案：從邪教案論大清律例「罰必當罪」的理念〉主要是做一個對比，比較旗人與漢人同犯教案時，清朝官方在立法及用刑上，是否按照行為的嚴重程度、社會危害性大小予以相應的懲罰。研究發現宗室、旗人、官員犯罪往往加重其刑，以示懲戒，屯居旗人及旗下家奴則比照民人一體辦理，並未享有特權。而犯案婦女無分老幼多不准收贖，犯案男子就算母老丁單或年逾六十，因是習教人犯，亦不准其留養收贖。就此而言，判決已較其他案件為重。而司法上影響特殊案件判刑輕重的關鍵，往往是皇帝的態度；至於一般案件中，判刑輕重與否，則取決於官員的態度。 第五章〈邊疆是邪教徒的死域或重生地？〉在探討教案頻發的情況下，清朝政府採取隔離政策，將教犯發遣至邊疆，以免遺毒於內地。但發遣地並非一成不變，基於政策的考量、民族的不同、發遣地的秩序，以及能容留的遣犯人數，會對遣發地方加以調整。即使被發遣邊疆，官方仍難以完全禁絕教犯與外界往來，教犯在配所往往還是能繼續傳教，建立並維持邊疆與內地之間的聯繫，清朝將教犯發遣邊疆並未收到預期效果。 清朝只將所謂的「正統」民間宗教納入管理，對於民間廣為流行的宗教，反而視為邪教進行取締，迫使其不得不轉入地下秘密傳教。其實民間秘密宗教的教義、儀式和組織常與世俗的社會生活和制度混合為一，而清朝官方對民間秘密宗教條例的修訂，始終重在取締，企圖萬法歸一，並未主動正面了解民間秘密宗教的本質，設法將其納為己用，或因應社會文化特性做調整。只是一味滅絕「異端」，將教眾逐至邊疆隔離，殊不知如此的行為亦是自絕於百姓，王法與信仰的衝突自然也在所難免，希冀藉由刑法帶來的長治久安，只能是鏡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