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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臺灣新聞記者的社會實踐(1897-1947)
    (2022) 呂東熹; LU, Dong-Shi
    臺灣自1988年報禁解除之後,傳媒文化史的相關研究,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焦點之一,目前有關日治時期,專職新聞從業人員,如記者、編輯等職業身分之建立、轉換與回應時代變遷,雖已有零星研究,但都只在單一個人身分,或相互對照組之論述,或是歷史性的結構鋪陳,有關記者或編輯職業類型的建構與論述,尚無系統性的專論。本研究以記者職業為研究主體,原因主要有兩點:1.記者是臺灣在日治時期新興的職業;2.從事記者工作者屬於社會領導階層,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的日本人與臺灣人記者的人數記者擁有怎樣的學經歷出生地的背景如何?記者的在社會上地位又如何?記者在戰後初期,所面臨的課題,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至於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與範圍,主要是以日治時期傳統舊文人知識社群,以及新式教育下的知識份子,如何投入日本所引進的現代化報刊,成為新興職業──新聞記者的一分子;不管是傳統舊文人,或新式教育下的新知識分子,他們在面對日本帶進臺灣,具隱藏性的「同化」政策,他們的應對之道及產生的影響。這裡必須強調,本文不在論述或探討新舊文人的作品價值與內涵,而是著重殖民政府所建構,具有現代性的大眾媒體作為媒介的「文明陷阱」,傳統文人如何在這個新的文化展演空間,認識傳播平臺的現代性,以及自身轉變;而新知識份子,在吸納日本「現代性」之後,透過報刊作為論政基地,並建構臺灣人意識的過程。特別的是,新知識分子都同時扮演著「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雙重角色,本文乃透過歷史構面的回溯,進而檢視日治時期臺灣新聞工作者,如何經由大眾媒介的傳播平台反抗日本殖民體制的影響與意義,但這批具「市民社會」意識之「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新聞記者,卻在戰後很短時間內,已不見容國民黨體制,而紛紛退出新聞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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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現代散文選集的典律想像(1999-2019)
    (2022) 邱比特; Chiu, Pi-Te
    文學選集被認為是典律被具現化的一種形態。透過選擇與否,某些作品得以獲得保存或被更多人閱讀的機會,甚或形成經典。考察文學選集因此是探究典律的一條途徑。本論文即以臺灣現代散文選集作為分析對象,討論1999至2019年,這約二十年間臺灣現代散文選集所呈現出來的文化想像,以及這些想像反映出的編選者所依憑為準的散文典律。本論文以選輯典律(selective canon)的概念為立論基礎,並以較為宏觀的視野,分析現代散文選集各種被想像出來的典律。在章節的安排上,本論文依序針對套書選集、年度散文選集、編列散文名家,以及「七年級」散文選集當中的文學(史)觀、世代與時代立場、典律企圖與選輯特色進行考察。一覽臺灣現代散文選集的編選觀點及其實踐,並從中思索散文典律的被想像性。本研究指出,近二十年來的現代散文選集並沒有一種穩固而獨尊的散文典律。被臺灣文學場域中的各種典律規則運作所形構的散文典律,表現在現代散文選集上,往往是掌握了編選權責的相關工作人士,在選輯過程中,依其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的操作而成。臺灣的現代散文典律,被不同立場與班底、不同世代或時代的編選者,持以各種對於散文文類的想像,創造出多元歧異的書寫典律,進而呈現在各種選集上。換句話說,這些為現代散文進行典律化的成果乃是不同編選者各自的想像及其實踐,而非一種眾所認可的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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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若曦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2022) 何瑾如; He, Jin-Ru
    本文以陳若曦的人生發展歷程為背景,以陳若曦小說中的女性為研究重點,運用認同理論、創傷記憶等理論,以及新批評、文本細讀等研究方法來梳理她的小說,重視陳若曦所擁有和追求的知識分子擔當,探索其心靈世界。研究她筆下那些身處於家國、族群、歷史風雲之中的女性形象。在本論文的緒論部分,主要概述的是作家陳若曦的小說創作旅程、一些研究者對於她的相關成果,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與研究空間。陳若曦,是少數建起了國際聲譽的華人女作家之一。儘管目前許多學者們對於陳若曦小說的研究已經可謂是成果豐富,但是筆者認為,在對於陳若曦小說中的女性處境研究這一方面上,還是有需要進一步完善的空間的。本文會在這仍值得進一步推進的研究領域上,對這位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一直都在追尋著“烏托邦”理想的女作家的作品進行梳理,研究她的人生之旅與她所創造的小說世界裏的女性形象之間的關聯,探索她們與她一直所努力追求的烏托邦理想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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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采風文圖意象:清治時期風土文化形塑
    (2021) 曾麗玉; Tseng, Li-Yu
    臺灣清治時期是臺灣歷史政權統治最長的一段時期,也是人文奠基的重要階段。本文以巡臺御史巡狩治臺的視角,主要探究清治初、中期的臺灣輿圖、與番社采風圖、以及臺灣方志所形塑的臺灣番社人物形象與風物景觀,並以臺灣風土與文化作為研究中心,探討風土如何影響民俗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民俗文化的形成是否只受到風土的影響?政治理念是否也影響著臺灣風俗文化的歸向?理想風俗可以透過什麼媒介來傳達?清治臺灣初、中期首先看重的是什麼?治理臺灣什麼是最具迫切性、需解決的問題?理想的政治藍圖是什麼?哪些番社特色文化具有普遍性?番社風俗圖再現番社特色文化,包含住禦、耕織、與捕獵採集文化,這些涉及巡狩所關注的風俗教化命題。有別於前行研究多從文字、歷史、帝國之眼、殖民論述、或「他者」等視角切入清治時期臺灣文化研究,本文詮釋與理解結合文圖以及時空軸做為基底,主要探究清治臺灣初、中期所形塑的臺灣風土文化,包含:一、風土文化與社會;二、風俗「歸化」圖像;三、住禦文化;四、耕種田園圖像,以瞭解土地與人民的關係,以及巡狩理念與風土如何影響臺灣文化的發展,以冀補充清治時期臺灣學知識並建構臺灣先後住民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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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在邊界:《指月記》、《老西門》、《4891》中的地方記憶與身分政治
    (2021) 鄭維超; Cheng, Wei-Chao
    本研究以新世紀(2000年之後)三部在萬華地區拍攝的紀錄片:《指月記》(2002)、《老西門》(2001)、《4891》(2013),三部分別在音畫處理、訪談、鏡頭運用具實驗性質的紀錄片為研究對象。本篇論文的三個章節依序脈絡化在:臺灣紀錄片史論、萬華地方歷史、當代臺灣認同論述的框架之中。透過三部紀錄片所呈現的地方記憶與身分政治,回應當代臺灣共同體論述中「人民」的侷限,探索實驗性紀錄片的社會性與在地性。 首先,本文指出,當前臺灣紀錄片論述側重於寫實主義紀錄片的社會性與在地性,忽略實驗美學紀錄片的社會性與在地性。然而,早自196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便透過實驗影像回應現實社會,實驗影像的探索早已在複雜的社會網路中成形。黃庭輔與楊力州兩位紀錄片導演除曾以實驗影像回應現實社會外,更關注於受國家論述所壓抑,在歷史卻又不在「歷史」的人民身影。 其次,萬華地方歷史敘事指向切合於當前城市進步發展的現實性需求。三部紀錄片中的萬華影像地方感,呈現出「不在」萬華地方史中的人民如何參與了地方記憶的建構,這樣的地方記憶即是實驗紀錄片的社會性。接著,從三部紀錄片中所呈現的人民屬性,以個人的身分政治檢視當代臺灣認同論述建構過程,人民僅是作為論述統合的工具性效用而已,帶出臺灣實驗美學紀錄片的在地性。 綜合前述所言,藉由探索實驗性質紀錄片如何反映社會現實與在地生成的種種問題,提醒我們關於閱讀實驗紀錄片的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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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文學》編輯風格研究(1984-2013)
    (2020) 趙文豪; Chao, Wen How
    《聯合文學》編輯風格研究,是以《聯合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經由「編輯風格」作為概念範疇。隨時代環境與科技媒介的改變,編輯的技藝與方式也隨著它的影響力而越趨繁雜。本文以編輯風格來涵括主編的意識型態、編輯的族群結構與作家的班底,以及前後期的共通性與差異性,通過彼此的文學觀與屬性,形成所謂的「編輯風格」。他們打造了臺灣的文壇什麼樣的美學品味?包括培養的作家班底、建構的文學議題,以及面臨政治氛圍而有所轉變的文化想像與身分認同,在《聯合文學》的誕生前後構成了什麼樣的文學場域? 本研究以《聯合文學》創刊的1984年為始,一直到2013年底轉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經營為研究時間的斷代。在雜誌創刊前,歷經鄉土文學論戰與《現代文學》的停刊;在《聯合文學》創刊後,《聯合文學》沿襲著《聯合副刊》的編輯團隊與思潮脈絡,不僅自身雜誌與同時期如《文學界》、《文學臺灣》等臺灣文學刊物的命運大不同,且《聯合文學》背後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甚至是政治資本,建構臺灣現當代文學的文壇。 在本論文所制定的研究時間,近30年歷經約十位不同的總編輯,從瘂弦擔任創刊的總編輯至現今的總編輯王聰威。自雜誌月刊的創辦,結合雜誌與叢書的出版,以及舉辦大型座談會、文學獎、文藝營等活動,成為獨立經營的文化事業體。除了在雜誌創刊期間的瘂弦之外,擔任總編輯最久的總編輯屬初安民、許悔之、王聰威,從平面出版印刷跨足到數位資訊媒體匯流,透過小說新人獎與編輯群的挖掘,從戰後外省籍到外省第二代的作家班底,到臺籍新生代的作家班底,正可對應臺灣文學在1980年代後的發展與流變。 本研究在檢視《聯合文學》的歷史與背景,首章梳理雜誌與《聯合副刊》的關係,文學雜誌與文學傳播研究,以及1980年代以降的臺灣文學思潮流變。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別以《聯合文學》初期之「中國新文學」編輯風格趨向(1984年11月-1994年1月)、獨立雜誌時期(1994年2月-2002年3月)、臺灣意識崛起的風格趨向(2002年4月-2009年5月)、與市場經濟導向的大眾化風貌(2009年6月-2013年10月)作為《聯合文學》階段分期的四道光譜。 在《聯合文學》的中國新文學風格趨向中,以瘂弦作為代表,呈現出中國五四新文學的意識。接著在《聯合文學》的獨立雜誌時期,其象徵的意義便是脫離副刊,以初安民作為代表,尤其在1990年代中葉至2000年前後,面臨臺灣意識的崛起,雜誌所呈現出的意識型態有所轉變。另,面臨經濟收入減少的狀況,建構文學商品化的特色,以什麼族群作為版圖擴張的依據?到本土化的風格趨向,許悔之總編輯不僅透過廣博的人脈,結合許多跨領域的文藝層面,將文學雜誌的觸角試圖延伸到藝文圈、校園端,並挖掘許多新生代的臺籍作家,培養自己的文壇新人。尤其面對《印刻文學生活誌》在2009年的創立,面對同為文學雜誌的競爭對手,《聯合文學》又是如何應對外在的競爭?緊接著在《聯合文學》的大眾化時期,奠基於前述主編的演繹,因應許多海外雜誌的引進與國內雜誌的創辦,讀者的視聽娛樂選擇皆更為增加,如何去開拓更多的大眾讀者,透由更多合作提案來增加雜誌的經濟資本。 在《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在雜誌創刊號的發刊詞:「文學不應只是少數文學人口的奢侈品,而應該是全民生活的必需品。」《聯合文學》自《聯合副刊》的附屬,逐漸成為獨立雜誌的文學事業,連結外在的社會環境,本研究析論其編輯行為與模式,統合各章節的重點,挖掘其現象結構、歷史刻痕與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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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春阿美族的宗教文化變遷
    (2020) 簡明捷; Chien, Ming-Chieh
    本文從原住民族主體立場來重新看待宗教變遷,重新建構宗教變遷的歷史脈絡,探討民族文化觀念與宗教變遷發展之間的關係;以恆春阿美族的漢文化神明信仰變遷的類型為案例,考察宗教變遷的文化歷史與現狀。臺灣原住民族宗教變遷的研究回顧中,缺乏對於變遷歷史脈絡的掌握,因此難以從民族文化觀點理解當代的宗教現象;本文採取從民族文化與歷史脈絡觀點,從變遷動力、過程發展到當代文化,進行符合文化觀念的歷史脈絡分析,這是過去所沒有採取過的研究角度,也是本文重要的貢獻。 本文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個子題:宗教變遷前的神靈觀念是什麼?宗教變遷動力與發展過程的理解與建構?當代宗教宗教祭儀的意義為何?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阿美族文化觀念的主題,從神話傳說的記錄進行整理,變遷歷史過程的主題,從歷史文獻與信徒口述歷史的方法來解讀與建構;當代的宗教祭儀認同主題,則以實地調查的參與觀察法,理解宗教活動中的原漢關係與文化認同。本文在章節安排上,以巫師、土地石、星星神與太陽女神幾個信仰案例,各作為一個章節進行說明,內容包含傳統文化觀、變遷時代與歷史發展,最後呈現當代巫術祭儀、土地公、七興娘媽與珠三娘媽信仰。結論部分,從各宗教變遷案例的探討,分析漢文化形式表現與文化觀念運作之間的關係。 恆春阿美族民族宗教在清代仍然盛行,日治時期受到漢移民宗教興盛發展影響,阿美族人與漢族有共同祭祀的需求,帶動了阿美族宗教文化的變遷;阿美族的神靈觀念對應漢族神明信仰,開始出現神聖象徵物,也確立採用漢文化形式的發展方向。當代宗教信仰,隨漢文化形式發展,也出現漢族神明雕像的表現,作為跟區域香火廟交流、參香的宗教社會形式;漢文化形式發展的同時,阿美族人仍然由神靈觀念、起源敘事,或是進香活動,從不同方式實踐民族/文化/部落的起源認同。宗教變遷中的文化觀念運作中,以天地人、日月星與祖靈觀念為主,相互連結為文化觀念結構,作為宗教文化變遷運作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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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日人臺語書寫與象徵性權力關係之研究
    (2020) 潘為欣; Pan, Wei-Hsin
    語言符號蘊涵著權力關係,象徵性機制也必定隨著權力的鋪張而發生,官方的語言政策,藉由政府行政單位或教育機關的普及分配,正當化既有的官方權力,支配著場域中語言符號的主流及非主流位置,此即為典型「語言象徵性權力」的再生產機制。植基於「語言象徵性權力」的概念,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在臺日人臺語書寫與象徵性權力之間的關係。 臺灣首任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1851-1917)確立「漢字為主,假名為輔」的模式,成為官方及在臺日人的主流書寫型態。雖然在臺日人充分展現出順應官方書寫型態的時勢潮流,不過就用字一致性的層面來看,並未按照官方預期的假名符號路線所進展。此時,兼松礒熊(1867-?)企圖透過吸取羅馬字系統的經驗,提出一套新的假名系統,作為對總督府系統的檢討。對擁護「正統」的渡邊雅(1867-?)而言,兼松式假名植根於羅馬字的改革思維,就是一種格格不入的「異質」產物,於是雙方展開一場表音符號的象徵性權力防守戰。並且,渡邊雅立基於自己的臺語書寫思維,於1903年創作出臺語小說〈含笑花〉,成為推展官方書寫型態的最佳文學作品。而這樣的符號碰撞論調,在1931年《臺日大辭典》出版後有了變化,《臺日大辭典》將官方的「象徵性權力」及「語言論述」連成一氣,使得官方假名的象徵性位階得以在場域中存續,化解過去屢屢遭受民間挑戰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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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摶秋推理類型文本的敘事批評分析
    (2020) 劉嘉峻; Liu, Chia-Chun
    60年代台語電影發展出多種不同類型片,其中以「尋求真相、找出犯人」為核心的推理題材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圍之下顯得充滿矛盾。因此本文試圖以語藝學的敘事批評作為取徑,針對作品中場景、角色、情節三項敘事元素進行分析,探究台語電影導演林摶秋推理類型的電影和劇本敘事中欲傳達的價值主張。 分析結果顯示,林摶秋透過推理類型的作品,傳達追求真相作為現代性價值的敘事意涵,背後隱含著民主自由的後設關懷。在敘事可能性的評估上,敘事元素彼此間具備高度的內部邏輯一致性;在敘事忠實性的評估上,雖與歷史和文化的社會脈絡相符,然而政治方面卻與當時戒嚴專制的台灣社會嚴重脫鉤,儘管如此,就超越性議題的角度而言其作品依然不失為具有足夠說服力的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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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沙大王信仰研究:軍管區神明文化之考察
    (2020) 李亭; LI, Ting
      東沙島的行政區劃歸屬於臺灣高雄市旗津區且目前無常住人口,主要由海巡署及少數海軍、空軍官兵長期駐守在島上。由於東沙島同為臺灣重要之軍事管制區及環礁國家公園,使得東沙大王廟的祭祀內涵有別於臺灣本島其他的民間廟宇,就此發展出由單一職業組成之特殊管理員模式以及相關祭祀活動。   本論文試圖探討東沙島上的民間信仰,亦以東沙大王廟開基大王的神像作為分析主體,佐以口訪記錄其相關祭祀禮儀與遶境活動。其次,筆者也梳理東沙大王如何受到島上官兵的崇拜及背後所隱藏的群體互動關係。除了東沙島特殊的軍事戰略位置外,最主要仍是因東沙大王廟之廟宇沿革和傳說相當值得考究。   東沙大王身為島上的「當境神明(tòng-kìng sîn-bîng)」,如同鹿港人會將當境神明的崇拜特質詮釋為看不見的「管區的(kuán-khu-ê)」,意即無形世界的「地方警察局局長」,負責管轄島上無形之靈體並解決問題。至於東沙大王的形象更透過「銘刻」加以堆疊,藉此產生新的詮釋並與舊內涵結合,以呈現其職能。根據筆者親往東沙島訪查的成果顯示,東沙大王信仰正是如此。另外,島上的東沙大王廟主祀為「開基大王」,另有其他同祀神祇。   東沙大王廟位處外離島,因此研究者除蒐集文獻外,亦實際登島進入田野環境調查,記錄第一手的遶境過程。從而發現到軍事力量和民間信仰的互動關係微妙,一方面仰賴民間信仰穩定軍心,一方面利用權力影響民間信仰,形成異於他廟的地方性特色。本論文將呈現東沙大王信仰的特殊之處,並將其信仰的發展歷程,放置人文歷史之軍事脈絡下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