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

Abstract

自從司馬遷《史記》創設〈儒林列傳〉，而為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等所繼承之後，〈儒林傳〉便成為歷代紀傳體正史中所必備的列傳之一，並反映了一代學術的發展，成為討論中國學術史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儒學發展在宋代出現重大的變化，《宋史．道學傳》的設立，一方面標誌著儒學發展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紀傳體正史中，以〈儒林傳〉為核心的學史論述模式。《宋史．道學傳》與〈儒林傳〉的安排方式，及其所表現出的道統意識與次序等差，雖然是元代史官有意的安排，以彰顯程朱之學的重要地位，卻也為日後的正史纂修，埋下了爭議的伏筆。明代中葉以後，王守仁與陽明學的興起，挑戰了程朱之學的地位，並引發了朱學王學的學術道統之爭。這場爭議自明代中晚期一直延續到清初，爭論的範圍不僅表現在學術思想上，同時也出現在官私學史著作之上。而清初的《明史》纂修，則是這場爭論當中，最後以及最重要的角力場域。

沿著上述的思想脈絡，本文以清初康熙朝至乾隆初年纂修的《明史．儒林傳》為核心，探討《明史．儒林傳》纂修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及其所代表的學術意義，並以此來側面觀察清初官方學術文化政策的建構過程。相較於歷代的正史纂修，《明史》不僅纂修時間最長，所得到的關注，以及保留下來的史稿、各類史料等，亦相對豐富。長久以來，受限於史料的分散，學者們多將焦點放在康熙十八至二十年前後的〈理學傳〉爭議，並以「一切總歸儒林」作為結論。本文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延伸觀察視角，利用所蒐集的眾多史稿，檢視在總歸儒林「之後」，《明史》館如何實際處理〈儒林傳〉的問題，及其所反映的學術、政治意義，並論述《明史．儒林傳》在中國史學史、學術史上，所確立的「新儒林傳」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