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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紙芝居」活動──以戰時動員為中心的觀察(1937-1945)
    (2020) 黃千嘉; Huang, Chien-Chia
    「紙芝居」以「邊抽換畫片邊說故事」的表演模式,結合商業運作,於1930年代成為風靡日本街頭的商業藝文活動,其內容被教育者所注意,後續也被納入政府進行戰爭宣傳的工具之一,這種發展模式隨後也被引入臺灣。除了學校教師作為運用於教學外,殖民政府也在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或「皇民奉公會」中使用,甚至成立了以「紙芝居」活動為主的「臺灣紙芝居協會」,企圖透過「紙芝居」填補其他宣傳工具的不足。殖民政府引入日本本土出版的「紙芝居」、發行自有出版品、舉辦「紙芝居競演會」和講習會、組成各地「挺身隊」等方式推廣「紙芝居」,並透過畫片抽換技巧、串場於其他活動、使用觀眾習慣語言等方式吸引觀眾注意。內容上則透過戰爭元素的使用、強烈的對比手法、使用地圖與科學數據等方式來塑造政府推行南進政策的正當性和對未來的正面想像,企圖讓臺灣人達到認識時局後,隨政府指導從事戰時生活,並配合國策進行人力與物力的動員。 紙芝居作為宣傳工具的一種,相較靜態宣傳如漫畫、海報,多了聽覺和視覺的刺激;和動態宣傳如廣播、電影、戲劇的演出比較上,更無人力、物力調配的限制,「簡易」、「便利」、「深入基層」是紙芝居活動得到政府支持而快速發展的原因,但也因其與日本緊密連結和戰後特殊的統治氛圍,使紙芝居在戰後無法持續發展。不過隨著政治風氣的開放、新血的投入,紙芝居亦以新的面貌重為臺灣人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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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及其博物學研究
    (2020) 張安理; Chang, An-Li
    十九世紀中葉,中英關係劇烈變動,西方博物學亦面臨重要轉型。本文考察身兼博物學家與英國駐臺外交官的郇和,如何側身於十九世紀中英關係與自然學術發展,藉以勾勒出一位西方博物學者在東方從事自然考察的身影。 1836年,郇和(也被稱為史溫侯)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在英國度過求學階段。1854年英國駐華選拔制度改革,郇和因而有機會赴華擔任外交官,在香港、廈門工作。1860年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郇和作為翻譯,同英國軍隊深入華北。戰後,郇和被派往臺灣任職,協助開港通商。不過,郇和卸下臺灣一職後,任所漂浮不定,先後被派往澎湖群島、海南島、張家口和長江上游考察。1877年,郇和不幸於四十一歲英年早逝。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博物學發生重大突破,意即西方博物學朝著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當時學界不但發行採集須知,將研究材料規格化與過程標準化,亦有達爾文發表《物種源起》(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提供學界耳目一新的單一起源論,衝擊舊日的多元起源論。與此同時,郇和因執行外交任務而走遍中國大江南北,觀察與搜集了各地的人類和動物,為西方博物學留下了彌足珍貴的一頁。 在人類研究上,郇和響應當代英國學者提議的研究途徑,盡其所能提供真實的東亞人類田調記錄。郇和撰寫的臺灣、海南原住民考察文章,分別反映普列哈特與赫胥黎的田調指示。在動物學上,郇和提倡田野現場的重要性。郇和在文章中,時常描寫動物的習性和動作,以跳脫以觀察動物標本為主的動物學研究傳統。也就是說,郇和對上述學術領域規範的服從程度,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面,他之所以服膺人類學門的規矩,是因為用於研究人類的材料,多半仰賴採集人在田野觀察到的事實;另一方面,他之所以反抗動物學陳規,是因為他認為,僅見於田野的研究材料不被英國本土動物學者重視。因此,田野經驗能否受到看重,成為郇和挑戰該學術領域與否的關鍵要素。郇和自詡為田野型博物學者,自認不同於坐在歐洲研究小間的櫥櫃型博物學者。 總而言之,本文同意郇和對自身的評價。郇和並非傳統定義下的採集人或博物學者,實為採集與研究並行的田野型博物學者。也就是說,本文將不同於傳統博物學史以權威學者為主角的研究取徑,改以重建郇和的生命經歷為討論核心。郇和在從事博物學工作時,面臨什麼樣的學術氛圍與如何在東亞進行田野採集;更重要的是,擁有長期田野工作經驗的郇和,如何對當時西方博物學界提出回應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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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形象於後世的流傳與發展
    (2023) 林修弘; Lin, Xiou-Hong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梁武帝蕭衍(464-549)及其統治的時代皆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梁武帝在位期間(502-549)受菩薩戒並大力推行它,並弘揚菩薩思想,深深影響往後南朝陳、隋、唐等時代的帝王,甚至是往後的千年,直到近日台灣社會舉辦「梁皇寶懺消災法會」仍然盛況空前,深為臺灣民眾所參與。雖然他當政以來締造江南社會一段穩定的長治久安,使得江南境內經濟發展與文化一時達到鼎盛,但歷代對他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有佛教徒的推崇之至,還有士大夫的「崇佛毀國」,甚至遠在東國的「朝鮮」都有對他的議論之聲。是故,本研究旨在探討梁武帝身後的形象,並將南北朝、隋唐、明清、朝鮮等對梁武帝的評價與討論進行整理,此外,本文也將佛教界的討論加入其中,透過禪宗的「金陵會晤」對於梁武帝的指責、迴避,到佛家論著《佛祖統紀》對於梁武帝形象的接納,都是說明中國佛教界在漫長歷史中對其形象的吸收與接納,到明清時代,梁武帝形象能一躍成為小說中的羅漢、菩薩等神格化人物,成為現今社會佛教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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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三代聖王之形象研究——以先秦時期儒墨道法四家為主
    (2020) 陳君豪; Chen, Jun-Hao
    形象由口耳相傳以及歷史敘述經過學者演繹而生。先秦諸子對聖王的描述方式主要有四:一是論其言行;二是描述事蹟;三是以前述言行事蹟為基礎而論證;四是歷經重複使用,使關於聖王的論述形象化,得直接以「夏禹、商湯、周文武王」代表他們此前曾被述及的所有言行事蹟。 先秦諸子透過這些描述形成了對於禹湯文武的評述,同時也形塑出了他們的形象,諸如:夏禹治水的堅忍不拔、商湯網開三面德及禽獸以及周文、武王一脈相承的仁義表現,這些聖王的形象代表著先秦諸子對於理想統治者的要求。 先秦諸子提出聖王的形象並非憑空想像,更不是單純追憶古史人物而後稱頌功績。本研究主要以先秦時期儒、墨、道、法四家文獻為主,除了道家,其他如儒家、墨家與法家,提及聖王之形象與事蹟莫不是為導正世間之亂源。不論是儒家強調的內聖外王、墨家提倡的兼愛非攻,甚至是為了富國強兵的法家學說,都有著諸子對於世間的關懷,此種人文精神亦是聖王形象形成的背後所具備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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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末世薔薇》看帝俄白軍將領高爾察克─兼論影視文本在國中歷史教育上的運用
    (2021) 朱逸寧; Chu, Yi-Ning
    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內戰迄今已滿百年,這場撕裂俄羅斯人民的內戰,讓眾多俄羅斯人離散到亞洲、歐洲。相關白軍將領的歷史評價至今仍爭議不斷。本研究利用2008年上映的傳記電影《末世薔薇》,探討白軍將領高爾察克的歷史評價,因政治氛圍影響下的轉變,並以英雄色彩激起俄羅斯人民心中的「復興祖國」。此外,藉由此影視文本設計國中歷史教學課程,引導國中學生理解歷史人物評價,往往受到許多政治、民族主義等因素的影響。並激發國中生以「多元的角度」,理解與包容歷史人物,在時代的巨變與局限下做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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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萬曆時期北京寺院修建及其功能之研究
    (2020) 倪溎嬪; Ni, Kuei-Pin
    本文旨在探討明萬曆時期北京佛寺的修建與功能,並以宮廷與政治面向觀察作為主體的佛教寺院。首先分析明代宗教政策對寺院興廢及僧官管理體系的內容。太祖制定寺院管理政策,對僧團統治有明確的政策規範,形成嚴整的管理系統,僧錄司管理天下寺院住持選任、僧人考試授牒及講經教化等事。僧司衙門設置於僧官住持的佛寺中,在洪武、永樂、嘉靖朝,僧錄司衙門所在地曾有過移轉。南京僧錄司自永樂北遷之後,漸無實質作用,但因皇帝禮遇仍見受封左善世統領教團之事,至正統年間開始,宗教政策轉向於寬鬆且不節制,佛寺限定政策與度僧考試、度牒發放等標準均被破壞,此時僧官職銜成為皇帝對僧人的封賞授銜,度牒的任意發放,令僧錄司僅具虛名,無管理之實。至弘治初裁撤受封的僧官員額,同時將南京僧錄司員額減半,掌印僧官降至左覺義。明初度牒政策,是以考試授牒,不需如前朝納銀給度,及寺田免於稅賦。當度牒政策破壞,許多人藉由購買度牒為僧,逃避賦役。同時寺田也遭官宦兼併,導致明中葉至晚明,許多的寺產藉由投獻、典賣等方式,實際掌握在世俗之人手中。 其次討論嘉靖時期大量毀寺直至萬曆時期北京佛寺恢復盛況。嘉靖朝的廢毀佛寺政策,初期是為了整頓武宗朝的弊端,而後皇姑寺的廢存,是世宗與議禮派官員對佛寺採取的肅清政策,背後目的是為解放明中葉被勳戚與宦官控制的寺產及寺田。接著探究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宗教信仰與神宗對於佛教的護持與限制。萬曆年間北京大量創建佛寺,與慈聖皇太后的護持及推動有所關連,透過宮廷佛事活動的場地、敕建與捐資重修北京佛寺之事宜,藉此審視佛寺的建置功能。最終論析北京佛寺修建政策對北京佛寺的影響,佛寺選址與其分布的關聯,並以承恩寺、慈壽寺、萬壽寺等個案,探討建寺之契因與佛寺所具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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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南州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以共榮會為中心(1925-1934)
    (2022) 蔡寧遠; Tsai, Ning-Yuan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臺南州的社會教化團體共榮會之成立及其運作,究明其與殖民當局的社會教化、地方社會變革之關係。初步探討結果如下:1915年受放足斷髮運動的成功之鼓舞,總督府當局鼓勵臺人士紳成立社會教化團體,推動國語普及運動和風俗改良運動,全臺各地社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臺南廳士紳成立國語夜學會、臺南習俗改良會,嘉義廳則有嘉義同風會、嘉義國語獎勵會。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後,臺南廳和嘉義廳合併為臺南州,州當局決議廢除舊有的社教團體,頒布「關於國語普及施設及青年會處女會設置之標準」,統一規範基層社教團體。為了強化社教團體間的聯絡統一,進而成立臺南州共榮會,並在各郡、市、街庄設立支會和分會。臺南州共榮會成立後,和地方的基層社教團體共同致力於國語普及、青年組訓、風俗改良、地方振興等事業,鼓勵未就讀公學校之臺人學習日語,對未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施行補習教育,培養農村青年的農業技術和修養,改善臺人冠婚喪祭的舊慣,推廣良好的休閒活動,以及協助街庄當局振興農村發展等,使臺南州的地方社會產生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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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與女性 ──影視教材《蘆葦之歌》運用於素養教學
    (2023) 李郁萱; LEE, Yu-Hsuan
    「慰安婦」議題為戰爭女性人權當中殘酷的一頁,本研究嘗試在國中素養課程中融入影視教材,提升學生對於「慰安婦」甚至於人權議題的關注,進而延展到學生對於自身人生的體悟。《蘆葦之歌》為吳秀菁導演基於其「療癒哲學」拍攝的紀錄片,重點不在於控訴臺籍慰安婦經歷的種種苦痛,向日本政府要求道歉與賠償亦在其次,而在於關切受到傷害的「慰安婦」如何治療內心的傷痛、走上與自我和解的道路。本研究藉由檢視「慰安婦」成因,分析臺灣、中國、韓國的「慰安婦」相關影視作品,以了解亞洲地區對於「慰安婦」議題展現態度的不同之處與其構成原因,與《蘆葦之歌》的敘事風格加以比較,並透過本紀錄片設計課程教案,研究結果也證實運用影視教材,能有效加強學生對於特定議題的認識,同時也讓學生展現出解讀史料、整合資訊的能力,強化他們對於其他議題的關注,符應108課綱要求的素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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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2020) 傅范維; Fu, Fan-Wei
    本論文以明清文獻典籍中的「東林論述」為題,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切入,考察明萬曆至清乾隆文本建構的歷程、變化及其影響。之所以採用「建構」一詞,指的是書寫者詮釋之下的「東林」性質,因為「東林」兼具理學、事功、氣節三種面向,所以歷來就有「東林學派」或「東林黨人」定義之別。是故,本論文爬梳同一時期不同面向的「東林論述」,探究這一些曾和歷史主流並行、互相競合及互相影響的潛流,更深刻認識歷史上的「東林」。 綜合本論文研究所見,近代認知的「東林」歷史概念,許多觀念來自清代君臣、文人學者的再詮釋,並具體反映在清代官修典籍、私纂著作。即如「東林黨人」一詞,雖起自晚明門戶之爭的用語,然在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君主的朋黨論中,「東林黨人」就是明亡禍首,此一論述不僅遍及官修史籍、科舉試題上,甚至成為一種政治忌諱,此後著作中甚少推崇「東林」的立朝大節,而是書寫「臣節」觀之下的殉節死難,這一種政治影響直至清末。另一方面,文人學者自晚明即推動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從祀孔廟,雖然最後功敗垂成,但在孫奇逢、黃宗羲、萬斯同等人撰寫的「東林學術史」影響之下,構成今日所見的「東林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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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嚴時期國民黨威權統合主義下的臺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
    (2020) 王祖亮; Wang, Tsu-Liang
    本文以臺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以及臺灣的地方戲劇發展為核心,探討自1949年臺灣頒布戒嚴令開始至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為止,國民黨在此期間於臺灣實施威權統合主義掌控地方戲劇界的情形。本文試圖從臺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的成立、組織過程、日常會務活動來探討國民黨如何發揮統合主義對其加以組織化進而達到「控制」與「動員」的功能,使該協會協助國民黨透過有效掌握戒嚴時期臺灣地方戲劇界的種種活動,並利用地方戲劇深入民間之特性使其能夠發揮落實反共抗俄與復興中華文化國策之效用,同時本文也透過將臺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與同時期工商界的統合式社團做比較,找出戒嚴時期黨國威權體制對於文藝界採用的統合主義模式,並分析文藝界與工商界統合式社團的異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