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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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時期臺灣啤酒專賣之研究(2010) 岩村益典政府專賣制度向來都是挹注財政的重要手段。日治時期台灣所實施的酒類專賣,為總督田健治郎推動各項新政和建設提供所需財源。然而,1922年起所推動之酒類專賣,一開始並不具普遍性與一般性,其中,啤酒作為酒類項目之一,並未與其他酒類同時實施專賣,1933年才正式實施,且實施方式採收購專賣,異於本地酒類採製造專賣。顯示日治時期台灣之啤酒專賣,有其獨特性。 本論文藉由台灣當時所推動之酒類專賣制度,究明日治時期日本及台灣釀酒產業發展歷程,以及私人產業與政府在專賣制度上的競合關係,尤其是探究當時啤酒延後實施專賣之原因、影響啤酒專賣制度之因素,進而探討啤酒專賣在當時台灣財政收入上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對戰時台灣人民生活所帶來之影響。Item 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2011) 莊天賜1902年總督府發布糖業獎勵規則及設立糖務局作為執行機關,根據本論文對之初步探討的結果,有幾項要點: 其一,糖務局糖業獎勵以外經費增列「臺灣糖業改良及獎勵費」項目辦理,糖業獎勵費則自勸業費項目中編列。整體經費與砂糖消費稅具正相關性。糖務局的專兼任技師北海道色彩十分濃厚,專長偏重農學,多主張小製糖工場主義;技手階層以九州出身者佔半數以上,同樣偏重農學。絕大多數受過近代農、工高等教育,可說是適才適所。 其二,糖務局成立初期製糖改良採取漸進政策,有補助資本額、補助購置製糖機械、貸借機械3種獎勵方式,同時趁獎勵時機發布命令項目確保糖業獎勵成果。 其三,糖務局在前期並未具有決定性的決策地位,經費同樣具侷限性。在小規模新式製糖發展失敗及大新式製糖排擠經費效應下,糖務局排除獎勵新設小規模製糖工場,同時鼓勵自由設立改良糖廍,促成1905年改良糖廍設立潮。糖務局有意透過設立改良糖廍先行整合原料採取區域內舊式糖廍,配合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實施,為日後大型製糖會社出現建立基礎,亦規劃出新式製糖會社設於平原區,改良糖廍設於河谷近山丘陵地帶的新式製糖空間配置方式。 其四,糖務局後期製糖部門的獎勵僅限於補助既設製糖會社,金額亦大幅減少,但若將改良糖廍撤廢補助、原料消費補助、原料製造補助等經費加入考慮,糖務局投注的經費超過前期,加上行政和金融方面協助,使臺灣的新式製糖改革較前期有更大的進展。 其五,糖務局成立初期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各行其是,無政策上連結。1905年實施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提供糖務局結合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媒介,並據此結合製糖和蔗作部門,同時透過劃設原料採取區域掌握對新式製糖業較大的管理權,與地方官廳形成新式製糖和傳統製糖分工管理。為維持對新式製糖業的管理機制,糖務局改以劃定原料採取區域對新式製糖會社頒布命令項目,並將蔗作獎勵責任下放到新式製糖業者身上。大多數製糖業者都制定蔗作獎勵辦法。 其六,糖務局存立近十年,達到的糖業改革效果至少有以下幾點:(1)臺灣蔗糖產量接近日本國民消費量總額;(2)蔗糖品質大幅改善;(3)製糖方式幾乎全面近代化;(4)有效幫助總督府財政獨立;(5)新式製糖版圖超出原來濁水溪以南的平原地帶。 其七,糖務局裁撤後,獎勵事業轉由新設立的殖產局糖務課執掌,業務項目和人員編制大為縮減。研究人員編制和經費則增加,糖業試驗場研究成果較隸屬糖務局時期優異,與新式製糖會社間互動更為密切,新式製糖會社擔負蔗作獎勵大部分責任雖提高成本,也研擬出適合會社的蔗作獎勵方法,較糖務局中央集權式蔗作獎勵有效率。糖務局裁撤後縮減的獎勵,實際上指的是糖業獎勵規則規定下的獎勵項目,此外,製糖業仍受到當局相當保護。 其八,日俄戰後至糖務局裁撤前後11家新式製糖會社中,有7家製糖會社創立或改組初期聘請糖務局技師、事務官或囑託擔任常務董事、專務董事、經理等要職,並主導草創時期會社的經營方向Item 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1895-1945)(2006) 蔡龍保邁向近代化是日治時期臺灣發展重要的特徵之一,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近代化經驗如何運用在殖民地臺灣,實在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日治之初,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信、上下水道、都市計畫等基礎工程(infrastructure),道路由傳統道路進化為近代舖設道路,汽車由少數特殊階級的所有物變成一般民眾重要的交通工具。然而,誠如眾所周知,殖民地經驗並非是殖民地近代化的先決條件,對於殖民地時期帶來的「近代化」與「發展」,有必要細究總督府政策和制度實施的過程,考量殖民地所付出的代價後,才有可能作出適切的評價。本文的探討除了可發現「近代路政制度」、「近代舖設道路」、「汽車」所代表的近代性之外,從制度引進、政策推動的過程中亦清楚呈現臺灣異於日本母國的特殊性或殖民性、臺灣人在道路事業與汽車運輸業中的積極角色、臺灣人對近代事物之容受力,以及臺灣民間社會澎湃的力量。 日治時期的道路事業是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其對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之影響漸進而日益深化。日治初期,總督府透過修築道路擴張政權至各地方,統治日趨鞏固;人力車、牛馬車等傳統交通工具和軌道、私鐵等近代交通工具也因之有明顯的發展。由傳統道路過渡到「近代舖設道路」、由傳統人力車和牛馬車進步到汽車運輸後,1920年代汽車運輸業迅速發達更帶來二次的交通革命,使得交通體系再行整合。迨至1930年代已形成國鐵、私鐵、汽車、船運、航空相互連結之島內外近代交通網絡,發揮交通設施的綜合性機能,促進地區的發展、人口的流動、資源的開發、產業的興起、物產商品化、資訊的傳遞、文化的傳播,形塑新的生活方式,對臺灣社會、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帶來顯著的發展和變遷,邁向近代化。Item 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銷售與統制(2009) 蔣亦麟日治時期臺灣木材的供給分為臺灣生產的木材和自其他地區進口的木材,臺灣木材的生產分為民營伐木與官營伐木,規模較大的民營伐木業者皆由日籍材商經營,而官營伐木乃砍伐三大官營林場,即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的木材。木材砍伐後,分為原木和需要加工製造的製材,官營製材工場不論在生產力和動力方面皆具有優勢,民營製材工場無法和官營製材工場相較。 臺灣材的銷售亦分為民營材的銷售和官營材的銷售。民營材以1922年「關於官有林野產物市售價格之件」公佈後,總督府處理林木的政策約可區分為前、後二期。官方砍伐的官營材,銷售對象主要為官廳建築業和木材商人,銷售地區除高級材(扁柏、檜木)多賣至日本用作神社、佛寺等較雄偉的建築用材外,主要在臺灣銷售。能承購官營材的指定商,多為在日本從事木材業的日商,由於官方將官營材賣給指定商的售價並不高,指定材商將木材賣出的市價卻高岀成本數倍,所以獲利的應該是介於官方與消費者間的木材會社,即為享有「大牌」的日資會社。 日治時期臺灣官營材和民營材無法滿足臺灣的需求,因此須從其他地方進口木材,使木材貿易呈現入超的情形。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將從外國進口商品稱為「輸入」,從日本及其殖民地進口商品稱為「移入」,因此當時進口到臺灣的木材可分為輸入材和移入材,輸入材以中國材為主,移入材以日本材為主。日治初期臺灣使用的木材以對岸的福州材為主,約至1910年代左右,日本材逐漸凌駕福州材;一次大戰後尚有美材、北洋材陸續經由日本移入臺灣;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材幾乎斷絕輸入,臺灣越益依賴日本材的移入。 七七事變爆發後,臺灣實行統制經濟,1943年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成立,此時不論進口材或臺灣材,從供給、製材、銷售到配給皆形成一元化的統制,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則居木材支配體制的中心。戰時體制下臺灣的物資統制,使臺灣木材產量增加,木材自給率提升。為服膺戰爭時期工業化發展和軍備強化所需的大量軍用材,原本以民需取向的木材貿易轉為軍用取向,增產的木材中,尤以闊葉樹的增產受到注目。Item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變遷(2012) 黃慧禎; Huang, Hui-Chen漢人移民來臺,營造地方性的公共空間,主要是建立在宗教寺廟的神權之上,以共同的祭祀活動,帶動族群的認同,以神明的神聖性來爲人民消災解厄,祈求平安、降福,因此寺廟的神權成為民間的權力中心,是民眾共同承認與信賴的所在。龍山寺建寺至今已逾二百七十年,其中歷經三個不同的政權,其功能也隨著政權的更迭而轉變。 日治時期是臺北由早期移墾的農業社會,邁向現代化工商企業組織的過渡期。臺北作為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中樞,在日本計劃性的建設下,交通、市容、經濟、社會都隨之改變,使臺北成為現代化的都市,臺北鄰近的市鎮也隨之發展。日據時期的臺北社會已逐漸脫離地緣、血緣色彩,走向社會功能或社會需求的取向,由閉鎖而開放。艋舺也由地域濃厚的移民街庄,逐漸轉變為臺北市的一部份,龍山寺也因交通的便利,神明的靈驗,歷史的悠久,信眾的廣佈,突破地域的界限。 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不僅跨越地域、漢人族群,甚至是超越種族。日本官方人員基於政治動機,而日本民間人士因佛教信仰與地方傳統的特性,親身參於龍山寺的宗教活動並慷慨捐贈,與其他寺廟的信眾來源相比,顯見日治時期艋舺龍山寺信眾的異質特性。 關鍵字:艋舺龍山、日治時期、宗教、祭祀、地緣Item 邁向地方大廟─經濟發展與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之宗教變遷(2012) 林怡秀本文以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的發展為研究主軸,探討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之關係。本文從祭祀圈、寺廟管理組織、社會領導階層以及迎神賽會等四大指標,分析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過程。 慈鳳宮創建於乾隆年間,主祀媽祖,祭祀圈範圍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經漳泉移民的捐金獻地,延續香火,使慈鳳宮持續成長,日治時期已擴張至整個屏東街市,在地方社會上扮演政治、經濟、教育等角色,是屏東街市重要的信仰中心。 屏東街市因新式糖廠的設立,導入交通革新、現代商業等變革,使工作機會增加,移入人口增多,經濟快速成長。在此發展背景下,促使屏東街市成為屏東平原的政經中心,取代原先的東港,而位居屏東街市中心的慈鳳宮,隨著屏東街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下,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小廟,經歷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各項建設,其地位逐漸成為地方大廟,信眾分佈範圍逐漸擴大,超越屏東街市的行政區劃,打破原先的祭祀圈,部分信眾甚至遠及新竹一帶。這樣日益擴張的信仰範圍,也反映在每年盛大的迎神賽會中,經由宗教活動的熱絡,可看出地方社會繁榮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有餘裕,才能持續支持地方宗教活動。反之,迎神賽會的盛大,亦可吸引更多人潮的聚集,有益於地方經濟發展與慈鳳宮信眾分佈範圍的擴大,由此可知,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是相輔相成。Item 畫我臺灣—日治時期新美術中臺籍畫家的繪畫題材(2018) 蔡介倫; Tsai, Jie-Luen本文主要以臺、府展為中心,並輔以台籍畫家參與的日本官辦美展、民間畫會與美術團體,探討日治時期台籍畫家的繪畫題材選擇。從日治時期台灣新美術發展以來,台灣的美術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就不斷的面臨題材選擇的問題。而日治時期引入臺灣的新美術除了水彩、油畫等西洋繪畫,還有在臺、府展中佔有一席地位的東洋畫,同樣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提倡更為貼近現實景物的描繪,而在幾位學校老師在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木下靜涯、鄉原古統等人推薦下,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台灣教育會,於1927年舉辦了具有一定教導與教育意義的臺灣美術展覽會,並隨之帶動了台灣民間美術團體與展覽會的蓬勃發展。此時期台灣美術展覽會中的繪畫作品的題材提倡並表現臺灣「鄉土特色」是學界普遍的共識,但是在眾多的題材類別中,要認定哪一種題材最能夠做為表現「臺灣」的題材卻是相當困難的。本文希望透過宏觀的歷史文獻比較研究,以及針對日治時期展覽會中台籍畫家的題材進行分類與量化統計,並分析其表現出的現象,並解釋日治時期台籍畫家在不同時空環境與背景下,用何種題材來表現臺灣,以及這些作品中的臺灣題材對於台籍畫家的意義。Item 黃土水藝術成就之養成與社會支援網絡研究(2016) 張育華; Chang, Yu-Hua黃土水(1895-1930)幼時生長在木匠家庭,並學習民間神像雕刻的技藝,耳濡目染造就對木雕的興趣和喜好。出身寒微的黃土水,透過新式教育洗禮,憑其智力與努力突破家庭經濟的障礙,不但進入國語學校就讀,並受到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的提拔,得到東洋協會的學資補助赴東京美術學校學習雕刻,成為臺灣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的藝術家,以具有「台灣特色」題材為創作主題,活躍於日本及臺灣的藝術文化圈,成為臺灣近代美術先驅。 藝術專業化讓黃土水獲取社會地位,卻也因「雕刻」材料必須耗費大量的金錢,終其一生在金錢和時間之間拔河。除了創作帝展作品,在總督府官員的仲介之下,黃土水受邀為日本皇室訂製藝品,吸引日臺紳商向他訂製人物胸像。在資本主義的消費市場框架之下,黃土水除了努力「生產」,還必須主動利用傳播媒體和人際網絡提振藝術品的「消費」,建構自己的藝術市場。黃土水如何在不同的時機,憑藉何種機緣、條件,如何進入這些權力機制,維持藝術的自主性,進而去實踐他理想中的「福爾摩沙藝術」。日治時期的政治、教育、經濟及文化制度對其藝術生涯又什麼樣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方向,在廣闊的社會脈絡中,從歷史與社會的整體性角度重新檢視黃土水,以其人物研究來深入討論日治時期的藝術家所經歷的時代樣貌。透過新史料的發掘,重新建構黃土水的歷史圖像,探討雕刻技藝的學習及養成,參加日本官展的目的與意義,藝術風格遞嬗的轉變,從中思考「政治權利」「人際網絡」、「傳播媒體」與「藝術品」的互動關係與流動意義。黃土水研究不應只侷限在意象思維和精神性的討論,具體地重構黃土水日常生活的情境,放置在一個巨大而密實的人際網絡之中,關注藝術背後的社會現實與經濟的動因,建構更為真實的日治時期臺灣藝術的圖景。藉此動態的發展過程,探尋支持黃土水藝術成就的社會基礎,由此理解日治時期的臺灣藝術在傳統和現代交織的文化表現,如何在具體的社會情境與歷史過程中形成、發展,探求其在社會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