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llection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73889
Browse
209 results
Search Results
Item 中晚唐政權與佛教關係──以內供奉僧為中心(2024) 郭欣宜; Kuo, Hsin-YiItem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羊毛貿易的變化與轉折（1914-1925）(2024) 劉峰秀; Liu, Feng-HsiuItem 西北中國灌溉工程與中外技術合作：涇惠渠與民生渠（1922-1942）(2024) 廖之睿; Liao, Chih-Jui本文討論跨國組織與中國合作推動的現代化建設，並以陝西省涇惠渠與綏遠省民生渠為個案。兩起工程的特殊性在於，其先後歷經著名跨國組織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的參與，並由中國首屈一指的水利工程師李儀祉（1883-1938）、塔德（Oliver J. Todd, 1880-1973）與安立森（Sigurd A. Eliassen, 1884-1960）等中外專家主持。在外籍專家與本土工程師合力投入下，兩工程被視為當時中國現代灌溉工程的模範，更是1930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的開發西北計畫中，少數付諸實踐的個案。本文使用全國經濟委員會與國際聯盟的檔案，及華洋義賑會與西北在地報刊等各種中外史料，強調跨國組織和中外工程師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聚焦於中外水利技術合作、西北水利建設與在華跨國工程組織等研究面相，討論1930年代的社會因素變化，如何使陝西與綏遠兩省的水利發展，藉現代技術之力突破瓶頸，以及工程過程中的合作、挑戰與成果。此外兩工程涉及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兩個跨國組織參與的特色，更使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因工程專業，與利益考量產生摩擦。本文透過涇惠渠與民生渠個案，呈現1930年代中國現代建設要點之一的開發西北，並非全然歸功於國民政府，以及中外工程師、國際組織與地方勢力的合作，在開發西北水利過程中的重要影響。Item 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地臺灣：日、臺人之思考與行動(2024) 張濤; Chang, Tao亞細亞主義是一種主張亞洲內部應團結以與外界對抗、競爭的思想。本文旨在考察亞細亞主義影響下，臺灣總督府、在臺軍部、在臺日人、臺灣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等群體的思想與行動，解明亞細亞主義在日治時期臺灣的發展，以及與殖民統治的複雜關係。由於臺灣身處中國、日本間的特殊地位，日本統治伊始，殖民者、被殖民者已對亞細亞主義與臺灣統治的關係提出意見。1920年代，亞細亞主義議論在日本國內流行，臺灣亦受此潮流影響。在臺日人、臺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紛紛基於各自的政治理想，提出不同樣貌的亞細亞主義，甚至付諸於行動。1930年代，九一八事變後，以松井石根（1878-1948）的思想為代表、具強烈日本中心性質的「大亞細亞主義」興起，對外主張以「皇道宣布」達成亞洲民族的團結、復興，對內亦主張以「皇道」達成「內臺融和」，兩者一體兩面。面對大亞細亞主義潮流，臺灣輿論界呈現日、臺分裂的情形，雙方分裂亦反映在行動上。為促成對外的「皇道宣布」，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於1934年成立，然而因總督府、軍部、臺灣人各自抱有不同態度，具體南進工作只能仰賴軍部等積極派推動；為促成對內的「內臺融和」，軍部與右翼日人結合攻擊臺人知識分子，臺人知識分子則在總督府支持下組成東亞共榮協會對抗，直到1936年「祖國事件」後總督府接納軍部意見，開始打擊臺灣人的社會運動。在此背景下，謝龍闊（c.a.1895-1940）主導的大同促進會，主張依循大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勢力下追尋個人成就，提供了臺灣人一條另類的出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總督府立場與軍部一致，對內展開大亞細亞主義宣傳協助皇民化及戰爭動員，對外使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開始具體南進工作，兩者皆隨著戰爭持續而逐漸加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總督府眼中，臺灣將成為「大東亞的中心」，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內、對外意義。不過，儘管臺灣人表面呼應日本的戰爭理念，實際上仍能在大亞細亞主義中維持自身理想。最後，本文認為臺灣人透過對亞細亞主義的思考與行動，解決其夾在中日之間的尷尬處境，更引導其發展出某種獨特的「臺灣人意識」。Item 宋代道學士人的政治行動 (1085-1140)(2024) 柯韋帆; KO, Wei-Fan「道學」是宋代興起的特殊思想體系，當中的士人思想家關注著修身成聖的學理目的，同時也在宋代「崇儒」的政治背景中，得到朝廷吸納並參與進政治之中。重要的道學士人程顥，最初曾在熙寧入朝為官時，嘗試將道學與政治聯繫，積極闡發如何利用道學學理之思維，看待並處理政治問題，以達成「王道」的理想，然而卻因與在朝主持變法的王安石不合，程顥於變法開始後不久便遭罷逐，退居洛陽講學十餘年。待其弟程頤於元祐時受到薦引入朝，他改變了政治論述方式，拒絕讓自身的「道學」配合「政治」，選擇嚴格恪守自身所悟出的「道學」修身法和師道觀念，展開政治活動。在此時期，二程及其門人都沒有生產出適用於現實政治的「道學」論述和理想，這導致道學士人無法藉由「學」相互聯繫結成群體，而是各自依附當時朝內的有力人物；程頤強硬的在政治上套用「道學」規則，與現實政治脫節並和傳統尊卑秩序衝突，導致了他的罷免，道學也被認為是不適用於朝廷政治的學說。 隨著政治傾向轉變，變法派在朝中得勢，他們將道學視為反變法的學術，對道學立場及由此而生的風險有所關注，並在朝廷與社會中禁絕，即便遁入地方講學的道學士人，也因此受到管制和打擊，再一次擴大了「道學」與「政治」間的距離。在北宋末徽、欽二帝時，道學士人楊時意外的選擇參政，因受政敵之請薦，其名節在身後受到廣泛的質疑，但對於「道學思想」與「政治」的關係，楊時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因著對王安石的持續批判和反省，楊時注意著「政治」與「學」的聯繫，至其參政之後，他承接起自熙寧初程顥以來斷絕之道學適應政治的嘗試，藉由改變「道學語言」的詮釋，將原用於修身工夫的詞語，也用來呼應政治事功；此外，楊時將原本學術內部的爭端，藉其政治職位，提升到政治場域中，讓道學群體找到面對政治問題的道學視角和捍衛道學學統的方式。隨著楊時學派在往後政壇的盛行，其政治立場及那道學與政治相融的論述策略，也得到傳承和延續。 南宋之趙鼎、胡安國在朝薦引了大量道學士人，讓道學在政治上擁有相當的實力，也產生了許多群體性的行動。首先在當時許多奔競投機之士，欲透過模仿道學的作風和語言來推進仕途，這受到道學士人群體的關注，陳淵、張九成等屢屢非議之，認為這傷害了道學的學統傳承和純粹性，胡安國則將之抬升到政治場域中，請求朝廷利用政治力量，藉奉祀道學人物、刊刻道學書籍，以維護道學學統的純正性；另一面，道學在政治傾向上堅決主戰，這讓他們急於否定各種可能偏向和議的作為，立場彈性的缺乏，導致當秦檜—高宗主和國是一成，道學士人便紛紛因此遭到罷黜。 道學士人從草創的嘗試，中途的衰弱之後，漸漸掌握了在政治場域中活動的方式，藉由擴大對「道學語言」的詮釋、在政治上公開表達道學的立場、活用政治的手段保衛「學」的統系、或是在政治上結成群體推進自身的目標，都讓「道學」與「政治」的聯繫更加深化，而對此過程的深入觀察，不僅作為理解後來歷史發展的基礎，也能提供探討「學」與「政」不同的視角，並發覺個人在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Item 傅蘭雅譯《治心免病法》之研究(2024) 范廷威; Fan, Ting-Wei本文旨在探討《治心免病法》一書的翻譯過程，從文本產生的時代背景、譯文對照以及相關影響做一綜合性的討論。過往談到《治心免病法》的研究，多半是作為譚嗣同思想的陪襯出現，箇中原因在於譚嗣同曾經親至上海拜訪傅蘭雅，除了見識到 X 光照片、化石等先進的西方儀器，還獲得了傅蘭雅剛翻譯出版的《治心免病法》。在這本書中，他發現了西方富強的原因，並影響了他的《仁學》思想形成。由此來看，《治心免病法》似乎是一本相當重要的著作。但是，清末民初的史料有關於《治心免病法》的反饋是相當稀少，使人不禁好奇為何是這樣的結果。當我們將焦點置於《治心免病法》的底本 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 時，便會發現作者 Henry Wood 及其作品是屬於美國新思想運動的脈絡；新思想運動盛行於十九世紀的美國，此一運動思想的內涵相當複雜，跟正統的基督宗教之間也有些距離。當我們再進一步對照底本與譯本時，也會發現傅蘭雅在當中做了許多改寫，有些敘述甚至是直接忽略，比如催眠術或精神醫學的討論。因此，這樣不禁會讓人思索，為何一名基督教的傳教士會接觸新思想運動的著作？傅蘭雅進行改寫的動機為何？更進一步來說，經過改寫後的譯作，是否為傅蘭雅試圖與某些領域進行對話，如傳統思想下的善書、靜坐；抑或是傅蘭雅在回應晚清中國的社會問題，如鴉片煙癮。種種問題所涉及的面向，其實涉及到兩個層面。其一，在翻譯的過程中，概念的流失或創新是譯本為了適應當地話語而有的反應。其二，譯本進入的時間點正巧是轉型時代，在一切價值被重估的時代下，這樣的譯本是否符合時代所需？最後，本文通過 1901 年的《衛生學問答》與《治心免病法》之間的聯繫，藉此思考轉型時代下的傳統思想是如何延續自身的生命。Item 中華民國海軍赴美接艦，1942-1949(2024) 郭家池; Kuo, Jia-Chih1942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軍事委員會決定利用盟國資源重建在戰爭初期遭到毀滅的中國海軍。至戰爭結束前，中國兩次向英美兩國派遣人員，分別是「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及「赴英美接艦案」，這些人員成為戰後海軍重建的骨幹。由於戰後英國國力的衰落，致使美國成為中華民國重建海軍的主要援助國，因此本文便以赴美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 「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由軍事委員會主導，旨在召集分散各地的海軍人才，選出一百名軍官送往英、美兩國接受訓練。透過該案，軍委會成功建立派遣海軍人員出國的程序。「赴美接艦案」便是在「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建立的程序與標準下進行。1943年軍委會向美國提出「借艦參戰」的構想，在經過交涉後，儘管雙方對接艦案想法有所落差，仍達成由美國借艦中國的共識。1944年軍委會成立海軍選派委員會，利用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建立的標準，挑選出70名軍官與1000名士兵，前往美國接艦。赴美人員的特殊性在於有近半人員係知識青年，這些知識青年來自全國各地，有著不同的出身與參軍動機，透過他們留下的紀錄，可以窺見基層士兵如何看待戰爭、及他們在美國的訓練與生活。赴美人員在美國完成訓練，並贏得美國人的好感，隨著戰爭的結束，美國決定將借給中國的「八艦」正式轉讓給中國，而赴美人員的第一個任務，便是駕駛八艦宣慰美洲的僑胞，重建中國的形象與國際地位。 當人員回到中國時，由於國府要求知識青年終身參軍，加上內戰的爆發，致使一部分人逃離軍隊。留在軍隊的人員，少部分進入海軍官校，並不幸被捲入海軍白色恐怖；其餘人員則分散在各部隊。透過美國贈予的八艦，中華民國海軍得以完成南海的探勘，為今日的南海局勢奠立基礎。隨著國府在內戰中的潰敗，八艦之一的太康艦護衛蔣介石來台，此後兩岸分治，中國海軍史進入新的階段。Item 清朝前期的八旗水師(2024) 吳旻蓓; Wu, Min-Pei本研究以布琮任的「海上新清史」構想為基礎，藉由鄧小南的「活的制度史」研究方法，探討清朝前期八旗水師的設立因素、建制發展與運作過程，指出滿洲統治者對海洋的重視，實施積極、靈活與開放的海防政策，以及欲掌握水師能力的企圖。首先，概述清朝前期江海防環境，以及沿海八旗、綠營的軍事部署情形，並梳理八旗水師營建立經過，分析其設置因素與部署考量。關外時期，即有八旗官員帶領兵丁進行水上作戰，征討東北各部的記載。然而，面對明朝水師，八旗幾無水上抵禦能力，水戰依靠遼東漢人、明朝投誠將士，或是採取招撫、海禁與遷界等政策。康熙前期，隨著攻克南明、平定三藩、納入臺灣，清朝在中國的統治已然穩固，遂著手江、海防整頓，以及解決順治朝以來俄羅斯侵擾東北黑龍江流域的問題。清廷面對俄羅斯的水上作戰，不再完全依靠綠營水師，而是建立與發展以八旗為主的吉林水師、黑龍江水師，清朝水師從此分為八旗與綠營兩個軍政系統。康熙晚期，沿海受到海盜的威脅，且禍及北洋洋面，促使清廷檢討海防政策，最終促成盛京八旗水師的成立。至雍正朝，隨著海防制度的發展、東北八旗水師建立的嘗試，以及康熙皇帝晚年以來的海疆威脅與八旗生計的問題，給予雍正皇帝在直省沿海部署八旗水師營的基礎與挑戰。其次，透過梳理八旗水師成員的編制、來源、職責、待遇等，以及訓練與裝備，勾勒八旗水師制度的樣貌，以及制度變遷的因素與影響。研究指出清廷因應防務與旗務的不同，水師成員來源不一，編制亦有別，職責上則等同綠營水師。然而，八旗水師制度雖係參酌漢人綠營水師制度而來，在待遇、陞轉、旱操等方面，仍保有滿洲特色，亦維持著清語騎射。最後，闡述八旗水師營內八旗與綠營的互動，以及營外旗人與民人的交流，顯示雖滿洲統治者有意限制旗、民之間的往來，然八旗需要向綠營水師學習水師，八旗水師制度反而促成八旗與漢人間的互動。接著，分析旗務政策對八旗水師營發展的影響，以及八旗水師營對清前期江海防的作用，指出八旗水師營的設立，亦有解決八旗餘丁生計問題的目的，爾後的漢軍出旗政策，雖八旗水師因防務考量而暫緩出旗，最終仍造成水師營內成員的流動。至於八旗水師的部署，則符合清前期海防思想，既能與外海綠營水師對抗海洋威脅，亦能協助八旗陸路駐防抵禦外敵進入城市。Item 清朝的「新滿洲」與邊疆統治(2024) 陳穎毅; Chen, Ying-YiItem 試論春秋時代的氣候變化及其影響(2024) 孫兆中; Sun, Chao-Chung氣候變遷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與人類的生活密切相關，研究氣候變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情況。先秦時期的氣候資料非常稀少，但春秋時代的氣候資料由於《春秋》經傳的記載，保留了較多的史料。本研究使用了歷史學、氣候學等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藉以重建春秋時代的氣候變化。然而，由於春秋時代的氣候資料相對零散，需要參考多種史料並結合科學研究的方法分析春秋時代的氣候變化，氣候因素也影響了春秋時代的歷史，從研究中得知，春秋時代的溫暖乾燥氣候導致了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的旱災和饑荒，各諸侯國由於饑荒而發生了戰爭，成為諸夏間互相征伐的原因之一。氣候變化同時也對戎狄族群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隨著生存環境的惡化，戎狄族群為了尋找更適宜的居住地和糧草來源，不得不逐步遷徙至華夏地區，與諸夏產生了衝突。北戎族群較早受到氣候影響，較快融入華夏文化，而北狄族群則能夠保持較多的獨立性，直到戰國時期後才消亡。本研究意在透過對春秋時期氣候變遷的深入分析，將氣候的影響納入歷史發展的因素之中，以不同的角度詮釋春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