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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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世界貿易公司與中美物資流動，1938-1958(2022) 陳鴻明; Chen, Hong- Ming抗戰時期，在嚴重缺乏物資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急需尋求國際借款，以確保戰爭所需要的關鍵物資，其中又以美國為主要對象。中國政府派遣以上海銀行家陳光甫為首的中國使美財政代表團，向美國財政部協商商業借款，最終確定以易貨方式進行，其債務方不能是政府部門，必須是以民營商業機構的名義行之，「世界貿易公司」於是在美成立。其主要業務為運用借款採購中國所需的美國工業物資，並銷售美國所需的中國農礦產品，以償還債款。1939年至1942年上半年，世界貿易公司運用易貨借款採購物資與銷售桐油償還借款的執行成效甚佳，不僅協助國民政府獲得汽車用品、石油產品、無線電等戰時物資，拓展商業網絡，也因提前償還桐油借款，建立商業信用。此外，作為中、美政府機構簽約、收款、驗貨、交貨與傳達商情的中介角色，其經營有賴於董事們在中國與美國的政商人際網絡，且有仁社與中國工程師學會等社團網絡的支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極力向外採購戰略物資，諸如中國豬鬃，並希望以有限資源達成戰爭生產最大化。在此情形下，物資的採購與出口均有優先次序，申請手續甚為繁雜。世界貿易公司在這些購銷事務上，付出諸多心力。1945年戰爭結束後，世界貿易公司依然發揮了代理中國政府採購物資、履行借款、申請出口許可證，以及銷售桐油換取外匯之職能。誠如陳光甫所說，中美物資供需問題絕對不是新事物，而是因為戰爭變得更加複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從世界貿易公司領導階層的信件，以及該公司與中美各機關往來的業務資料，指出在美國供給物資主要管道的租借法案之外，世界貿易公司有別於中國國防供應公司與駐美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係以商業途徑為政府解決許多戰時複雜的物資問題。再者，針對過往未梳理的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駐美採購機構的整併問題，本文也從世界貿易公司的整頓與結束經營，說明1950年代政府對美購銷物資的逐漸統一及制度化。整體而言，在中美關係史研究中，世界貿易公司確實有獨特之處。該公司的經營長達將近20年，其戰時所被賦予解決物資問題的任務，不因戰爭終止而結束，戰後仍執行戰時未完成的業務。作為戰時解決物資問題的機構，世界貿易公司在代理政府運用借款、購銷物資及參與商業交涉的同時，也進一步培養工程人才、傳遞工商資訊，更與中國廠商保持密切的連繫，期能深化經營基礎，展現了永續發展的商業思維。就此而言，本文以世界貿易公司為中心，探討戰時跨國物資流動的複雜過程，也為以下議題：作為駐美購銷物資機構、對美物資交涉、政商關係與人事網絡、經營策略，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視角，並進而思索戰爭與物資交換的歷史意義，以及戰時經驗與戰後臺灣歷史之關聯。Item 包瑞德與美國對華關係，1944-1952(2022) 梁智傑; Liang, Chih-Chieh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衝突也日益激烈，進而導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這場戰爭最終以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至台灣告終。為應對中國的新局勢，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強調美國政府無須為中華民國戰敗而負責。1950年1月，美國更宣布不在軍事援助中華民國，直到6月韓戰爆發後才改變政策。有關這一段時期的中美關係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對親歷此一決策過程的中下級軍官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包瑞德上校1892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1917年入伍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24年被派駐至中國擔任北京公使館助理武官以學習中文，曾見證許多民國時期的重大事件，並與史迪威將軍以及馬歇爾將軍結為好友。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會戰」，國軍全面潰敗。為探討與共軍合作的可行性，由中緬印戰區組成「美軍觀察組」，亦稱「迪克西使團」，在史迪威的推薦下由包瑞德出任第一任團長。在延安期間，包瑞德主要任務為蒐集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除此之外，他曾與中共領導人如毛澤東等人接觸，軍旅生涯達到頂峰。然而，這一段經歷也讓包瑞德失去晉升將領的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瑞德繼續在中國擔任助理武官，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1950年2月，包瑞德離開北平，被奉派至台灣擔任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武官。然而因為在延安的經歷，使得不受中華民國政府的信任。包瑞德退伍後曾希望定居北平，卻因在1951年被指控涉嫌暗殺毛澤東被中共所通緝。後來他希望居住在台北，卻因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最終只能回到美國，終其一生未能再次踏足中國和台灣。包瑞德是一名效忠於美國的軍官，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然而他長期在中國服役，並熱愛中國的文化與人民，中國已成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Item 太平洋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宣部對美宣傳網絡與活動(2023) 楊鈞量; Yang, Chun-Liang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國民黨在訓政體制下以黨領政，由中宣部全權負責對美宣傳工作。蔣中正透過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與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建構橫跨太平洋兩岸，包含黨政職員與民間人士，中美共同參與之宣傳網絡。該網絡中不僅有中宣部領軍之國際廣播電臺與中央通訊社等單位，更在美國由中宣部駐美代表夏晉麟與于斌、林語堂等人合作，發行《戰時中國》雜誌，精心建構對美宣傳網絡。中宣部再以畢範宇、畢範理、亨利．魯斯為中介，接洽美國《時代》媒體集團與聯合援華會為中國造勢。中宣部對美宣傳模式，最初頗見成效，但到太平洋戰爭後期，先後遇上美國記者白修德採訪河南大饑荒、中外記者團參訪延安中共根據地等事件，他們的負面報導，戳破國民政府刻意宣傳的良好形象，亦顯示中宣部宣傳工作的失效。國民政府試圖透過對美宣傳網絡，傳達其在抗戰建國過程中的軍事戰績與民主成就，在美國輿論中渲染一幅美好的中國形象，進而由下而上影響美國政府之決策。隨著珍珠港事件後中美兩國成為盟友，中宣部對美宣傳工作之目標從拉攏美國對日作戰，轉而推動美軍採納以亞洲戰場優先於歐洲之戰略，並爭取更多的援華軍事與經濟資源。太平洋戰爭初期，中宣部成功透過在美之宣傳活動，動員美國記者、媒體與民間團體，對美國政府形成輿論壓力以推動利於中國之法案。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國民政府卻因為內政外交之失措、軍事與經濟上的挫折、宣傳與實際之間的落差，相繼失去美國軍方、政府與民間的信賴與支持。Item 馬歇爾與戰後美國對華政策（1945-1949）(2021) 歐陽子軒; AO IEONG, CHI HIN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和平並没有降臨中國，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就搶佔日佔區而開展的衝突。雖則國共兩黨曾在時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促成下達成「雙十協定」，然而兩黨並没有因此停止敵對，雙方的衝突更有越演越烈之勢。美國研判國共雙方的衝突將使中國陥入內戰，不利於美國對華政策的開展，故美國決心以發揮政治力量的方法全面干預中國內戰。適逢赫爾利因對美國對華政策之不滿而大肆抨擊美國政府，致使美國政府之對華政策淪為朝野攻擊之對象，美國總統杜魯門遂決定派遣德高望重之馬歇爾出使中國，調處中國內戰。馬歇爾於1946年12月出使中國，並於1947年1月返美。此一年之使華調處，可分為前後兩期，兩期又以1946年3月馬歇爾回美述職作為分水嶺。馬歇爾使華調處之前期，是為其使華調處之「蜜月期」，分別促成了停戰令、軍事調處執行部以及整軍協議。然而馬歇爾卻並未處理國共之間的深層次矛盾，致使其返美述職期間，國共雙方終因爭奪東北而大打出手。馬歇爾自美國返回後，調處日漸艱困，一方面是蔣介石決心武力剿共﹐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因獲得蘇聯之暗助而得以進入東北發展，國共雙方各有盤算，互不相讓。蔣介石欺瞞馬歇爾前往瀋陽督師，進攻長春的舉動更是成為馬歇爾與國府及蔣介石決裂的根源。及後縱有司徒雷登襄助，馬歇爾的調處仍未見起色，調處陷入停滯。馬歇爾深知已無法調處，故轉向鼓勵中國第三方勢力人士積極參政，讓中國人為自己國家負責，並致力於確保1946年憲法之通過。1947年1月，馬歇爾結束其使華任務返美，旋即接任國務卿一職。馬歇爾因其在中國調處的經驗，已對國府的管治能力失去信心，故有意逐步將美國勢力退出中國。適逢共產主義席捲歐洲，美國得以重新審視其全球戰略佈局，在全新的戰略思維下，中國的戰略重要性被大幅調低。在范宣德及肯楠的提議下，馬歇爾決意採取「重歐輕亞、扶植日本」的全新外交思維，棄守中國。1947年魏德邁之使華及1948年援華法案之通過，均是馬歇爾受外在壓力下的無奈之舉，馬歇爾消極、棄守中國的對華立場始終未變。Item 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2009) 林芝諺; LIN,ZHIH-YAN本文是以香港調景嶺營為個案分析，並從政治與外交的決策面向切入，作為探究1950年代中華民國對難民政策的理想與實踐。簡言之，即以探究國府如何運用香港中國難民的宣傳題材，來重塑政權的正當性。 第一章主要鋪陳香港調景嶺營形成的緣由，先是從香港的政經歷史脈絡出發，追溯二次大戰後何以出現難民潮的背景，並探究港府對難民問題的處置態度有何轉變。其次從調景嶺營初創期內部的管理組織及社團切入，析論國民黨最初如何透過上述組織滲入難民生活，並動員該區難民從事反共愛國紀念日等活動，使得該營在成立之初，便醞釀了日後成為「反共精神堡壘」的雛形。 第二章將場景拉回台灣，探究國民黨遷台後，在國共內戰思維的框架下，對難民的態度與政策。先是從各方呼籲接納難民的態度談起，並從入境辦法的修訂與爭議切入，觀察在韓戰爆發前後，輿論與行政當局的衝突與矛盾。其次將焦點擺在國民黨的決策考量，在黨國體制下，對難民的態度亦反映其統治正當性的顧慮，而最後如何折衷內外利益，主導難民政策走向的問題。第三探討1953年後，港府的權力從調景嶺營淡出，國府如何透過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把調景嶺營打造為海外「反共精神堡壘」的形象，並擴充營內難民自治組織系統與寓救濟於教育的形式，奠定往後的難民援助模式。 第三章將焦點轉移至聯合國會場，探究國府如何藉助冷戰有利情勢，運用香港中國難民議題的策略，向聯合國爭取援助及創造發聲機會。先是釐清政府向聯合國提案前的考量與目的，以及當時國際難民定義的侷限性，點出提案起初無解的癥結所在。其次論述聯合國派遣調查團赴港調查難民問題時，國府有何對策，及對調查報告書的評價與運用。第三探討香港中國難民問題被拋向聯合國大會討論前，中、英、美三方制定決議草案的曲折歷程，至香港中難民通過聯合國決議而擠入「國際難民」之列，又有何影響。 第四章探討國府如何與美國主導的冷戰局勢相呼應，將難民宣傳成反共英雄形象，並檢視難民問題國際化的成效。先是探討聯合國發起「世界難民年」運動的內涵與爭議，國府參加的目的與對策。其次著重於「世界難民年中國委員會」的宣傳方式與運作機制，探討該會向國內外同胞勸募動員的手法、組織運作、推行的困挫，及勸募成果。第三檢討難民問題國際化後的成效。主要從內政、美援運用、港府合作態度等三大面向切入，考察政策的理想與實踐間有何差距。文末，並附帶說明調景嶺營作為一國際炒作議題，何以在1950年代之後漸消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