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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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北宋州郡知州構成研究(2023) 周軒宇; Chou, Hsuan-Yu本論文從三個角度（籍貫、出身、文武）探討北宋（960-1127）州郡知州的構成，分析三大問題：第一，不同時期的州郡知州籍貫南方者、籍貫北方者數量的變化。第二，不同時期的州郡知州出身類別（科舉進士、科舉諸科、恩蔭、其他）數量的變化。第三，不同時期的州郡知州文官、武官數量的變化。在州郡知州籍貫之變化方面，在全國州郡，圖表符合學界對北宋北方人、南方人任官比例消長的觀察。在諸路州郡，永興軍路、秦鳳路北方人武官的數量超越南方人。在州郡知州出身類別之變化方面，關於科舉出身知州，在全國州郡，圖表與學界認為科舉出身官員多擔任中高層官職（知州）的論點相似；在永興軍路州郡，永興軍路與內地諸路相比有更多武官知州，科舉出身文官知州便相對較少。關於恩蔭出身知州，在全國州郡，恩蔭出身官員大部分終生擔任州縣基層官職，圖表中恩蔭出身知州占比較低是合理的；在永興軍路州郡，永興軍路是宋夏衝突的前線，朝廷任命許多武官知州，武官知州利用恩蔭使子孫獲得官職。關於其他出身知州，在全國州郡，其他出身知州在北宋初年佔比高，其他出身大多是軍員轉補，北宋中後期科舉學校的重要性增加。在州郡知州文官與武官之變化方面，在全國州郡，CBDB並沒有完整收錄《宋代郡守通考》的知州資料。關於北方邊疆武官知州，永興軍路州郡武官知州被任免的原因主要是軍事需求。關於西南地區武官知州，西南地區武官知州被任免的理由是為了應對當地少數民族。Item 北宋對夏戰略變遷與影響之研究（1038-1127）(2021) 黃子彥; Wong, Tsz-Yin北宋經常被認為是消極、傾向防禦的朝代，與漢、唐等外向型朝代截然不同，著重對內穩定，不求對外有所作為。因此，「消極防禦」、「守內虛外」等看法便用以概括宋代。 本文旨在透過宋夏戰爭分析北宋的戰略計畫、執行與變遷，觀察其目的、目標、手段，而不是以現代的框架作分析。皇帝意志、地理形勢、政府制度、財政等因素都對朝廷的討論有所影響。另外，實行戰略計畫需要朝廷、地方、將領之間的協作，其發想及推行不是純粹由上而下的命令而已。 從宋仁宗到宋徽宗，北宋對夏戰略從防衛目的、會戰為主的手段，轉變為進取、以求消滅西夏的目的，配以消耗手段，最後在手段上再回到會戰為主。由於不同皇帝、執政者有著不同的看法，因此軍事戰略及對戰爭的態度會有所變遷，不會只有單一看法。以往被視為反對戰爭、崇尚防守的儒家文化，甚至可用作推動戰爭。在沒有科技突破和大幅增兵的情況下，北宋後期因戰略變化得以改變形勢。總括而言，在對外關係、財政狀況、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動下，加上對儒家文化及祖宗之法的不同詮釋，守勢並非北宋的優先選項，「消極防禦」等看法未能充分說明宋代的對外關係及軍事戰略。Item 翰林學士與北宋政治關係之研究(2007) 許家銘; Hsü Chia Ming本文除了「緒論」和「結論」以外，共分四章如下： 第一章「北宋翰林學士的制度」，分為下列三節進行討論：一、北宋以前翰林學士的發展，說明唐代翰林學士的設置，以及翰林學士於五代十國的發展情況二、北宋翰林學士制度的建立與發展，討論翰林學士的相關制度，包括機構名稱、人員組成、任命方式、草制制度、宿直制度、保密制度、朝服班序、俸祿收入；三、翰林學士的職掌及其政治角色，包括起草皇帝詔令、充當皇帝顧問、選拔國家人才、奉派出使外國、編纂圖書典籍。 第二章「北宋翰林學士的人事分析」，分為四節進行討論：從四個方面來討論北宋翰林學士的人事組成，即資歷的背景、地域的分布、遷轉與發展、北宋翰林學士的形象，藉由這些討論，有助於了解北宋翰林學士群體的基本情況。 第三章「翰林學士與北宋前期政治」，分為下列三節進行討論：一、翰林學士與宋初政爭，北宋初年政壇上存在一批「前朝學士」，這批學士成為宋初的翰林學士的主體。此外，翰林學士介入多場政治紛爭。二、翰林學士與真仁之際的政爭，翰林學士在草擬詔書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政治影響力，左右了皇帝對於於宰執官員的任命。三、翰林學士與慶曆改革，翰林學士針對西夏用兵，提出對應之道。對於慶曆改革，大多採取反對的態度。 第四章「翰林學士與北宋後期改革及黨爭」，分為下列三節進行討論：一、翰林學士與王安石變法；二、翰林學士與元祐更化；三、翰林學士與哲、徽兩朝的黨爭。北宋中期以後，士大夫為了改革時弊，富國強兵，由范仲淹揭開了改革的序幕。經由王安石大刀闊斧的變法，導致保守派與改革派兩方的衝突，形成著名的新舊黨爭。宋哲宗朝以後，新舊黨爭由國家政策之爭轉為黨同伐異的黨派之爭，翰林學士牽涉其中，其政治影響力不容小覷。Item 北宋天人感應政治思想之研究(2008) 顏汝庭本文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為討論焦點，關注此一思想在北宋時的發展、變化情形，與當時代的思想氛微。因為董仲舒建立此一思想體系，不論在動機或使用上，皆具有濃厚的政治性，故本文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的角度著手，並不包括所有天人關係的哲理性討論。 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應思想，最基本的概念，即認為自然災異的發生，起因君主施政不當，上天依此示警。在此思想影響下，漢人經常將某一人事與某一災異作連結。而這套思想內涵在董仲舒之後，經許多漢儒的詮釋，並與讖緯相結合，使內涵更加擴充。這套思想至魏晉時仍繼續流行，但只限於政治領域，學術領域則以玄學為主。至唐代，開始出現大規模批評天人感應思想的言論，但當時少有直指天人感應思想的理論核心進行攻擊。 北宋建國初期，基於國家政權合法性的需求，天命思想被大量運用。因此可見大臣以「天災為時數」的言論回應君主；亦可見天書事件中充斥祥瑞和天命思想。但相對地，也有不斷持批評天書事件的朝臣。在學術上，也有儒者對作為天人感應思想依據的《尚書．洪範》進行反五行災異的理論改造工作。 北宋中晚期的天人感應思想在質與量上都有重大突破。當中雖有持傳統天人感應思想者，但他們更側重兩點：一為自省修德；一為行事應發自內心與至誠。另持天人不相關者也大量出現。此外，亦有言論矛盾者，這可能是基於政治的考量。且對北宋這些大臣而言，不論接受天人是否直接相關，上天譴告的意義都比不上對人世事務的處理。而且，天人不相關的政治思想已成為當時的論述方式，這在唐以前的政治論述中是不存在的。Item 北宋幕職州縣官之研究(2005) 彭慧雯本論文在探討北宋地方州縣層級中，幕職州縣官設置實況。此外，諸多資料顯示，將近半數文官曾有該資歷，可見該職官除曾任地方佐官外，更在文官階層轉換裡，具重要意義。最終希望藉由幕職州縣官之研究，檢視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的互動關係，釐清北宋幕職州縣官在地方扮演的角色。 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為相關成果與研究方法討論；第二章，主要探討幕職州縣官之歷史淵源，與制度演變。大體而言，「幕職州縣官」為一泛稱，包含判官、推官、掌書記、支使、參軍、縣令、縣尉、主簿等職官；縱然學者將此等職官，視為唐末藩鎮制度做某種調整，但幕職官與州縣官兩者沿革演變，乃不可同日而語。此外，五代十國，各政權對幕職州縣官編制，也有所殊異。大抵北宋幕職州縣官稱謂的合流，與相關制度之確立，乃奠基於後周。 第三章，對北宋幕職州縣官編制做討論。自北宋中後期起，地方制度衍生諸多問題，如：獵官奔競、冗官待闕、改官不實及偏遠地區不赴任等弊病。此外，大環境背景改變，也使得制度有所調整與變異，其中縣尉的選授，曾因地方治安的紊亂，改以武人擔任，一反宋初以文官出仕幕職的情形。面對眾多流弊的產生，北宋統治者是有心改革；但隨著主政者，與新舊黨執政之差異，對地方編制，意見相左。至於，王安石變法，更使北宋黨爭議題加劇，促使幕職州縣官淪為政客左遷之職。 第四章，針對幕職州縣官在北宋官僚體制意義做討論，先對工作職能做探討；其次，以該職官之仕途轉遷做研究，最後則探討身為地方文官的自處與為難。由於幕職州縣官之升遷考課，及政策執行，皆掌握於地方首長，故身為佐官如何面對。於諸多政策執行與地方實務，受胥吏與豪強所箝制，致使工作上頗受某種制擎。 第五章，在探討彼等官職與北宋政權的統制機能。儘管幕職州縣官來源及背景相當多元。但具進士資格者，爾後較有機會入主權力核心。然北宋各不同時期，對人才拔擢，與文風盛行區，多隨著外在環境改變，而有所不同。此外，利用文官上奏之奏議，去佐證該資歷，與出身籍貫之別，對文官仕途轉遷的影響。最終，藉由北宋宰相階層，剖析幕職州縣官與階層轉換，及探討幕職州縣官的任官經歷，對宰相施政風格之影響。Item 北宋時期福建路的社會變遷(2008) 傅莉芬福建地區背山面海的環境，相對於中原而言，地理相當孤立。隋唐以後，中原政權對福建地區的控制力日增，福建地區的各項資源也獲得較多開發；五代時期閩政權的建立，則奠定北宋時期福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 北宋時期，福建地區單獨設路，反映出該地在南方地略與交通重要性的提升。由北宋時期福建路境內州縣、人口的增加，市場及中舉人數的分佈，則反映出閩江流域各州軍在經濟、人文的發展上，仍領先於沿海州軍。泉、漳、汀各州在北宋時期亦較前代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 北宋時期，福建路士人階層的勃興，對福建路文化、教育水準的提昇，地方公益事業及宗族組織的發展，均產生重要影響。此時期福建路宗教活動的演變、強悍務實的民風與地域色彩濃厚等現象，在在影響其後福建文化的發展及延伸。Item 五代北宋時期河東地區研究----以軍政為考察中心(2006) 陳玫旭河東地區位於太行山以西，黃河以北、以東，雁門山以南，形勢完固，為戰略形勝之地。而由河東向東可入河北大平原，往南可制河南、陜西，是控制中原的要地，加上地近北狄，故自古即為重鎮之ㄧ。尤其是面對遼、夏威脅的北宋，河東處於西北防線的中間地段，以其優越的地理環境而發揮作用，作為一種左擊右控的機動力量，有效地支援陜西對夏和河北禦遼的軍事行動。 唐末五代，藩鎮為亂，河東方鎮處此亂世之中，有其特殊地位：是晚唐朝廷賴以禦外侮平內亂的重要支柱，以及左右唐祚延續與否的關鍵，此柱一失，唐祚乃亡。河東更是五代朝代遞嬗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影響要素，以其優越地勢和戰略要地的特性，左右著五代各朝的國運。 宋初為了杜絕河東藩鎮構亂的後患，對河東進行毀城徙民的行動，藉此削弱河東本身的力量。但河東身為北宋西北邊防體系重要的一環，負有防邊重責，因此在行政區劃、地方藩帥、區域發展的考量上，均以軍事為優先，文教及產業較受輕忽，嚴重影響河東的經濟及文教發展。 由於河東處於二敵之交，對北宋邊防影響甚深。對遼攻守方面，河東在澶淵之盟前，兼負攻防大責，以及應援河北之任；盟後，與遼糾紛由戰事轉為爭界，就在宋棄分水嶺不以為意之下，將戰略優勢予敵，影響靖康之禍的發生。對夏戰爭方面，河東無論在攻擊、防禦方能或後勤補給，均扮演重要角色。抗金戰爭中，因太原之陷，影響宋廷和戰政策、民心士氣低落、切斷西兵援路，增強金兵攻汴力量，致使北宋於太原城破後不久，亦亡於金兵之手。 地理環境與時代背景支配著一地的人才類型，河東地區因地近戎狄，民俗尚武，所以人才類型以「出將」為主。受到政治上崇文抑武政策，軍事上以抗戰防邊之務為急，社會上民狃於武藝，不樂文教的影響，致使河東人才的數量呈現遞減的趨勢。Item 奸相或能臣：章惇與哲宗後期紹述新政之研究(2016) 林秋均章惇（1035-1105）為北宋哲宗在位後期的重要宰相，他一生數任宰執，積極參與王安石的改革活動，並在哲宗朝獨相許久、權傾一時，是新黨改革派的中堅人士。但長久以來，章惇因被列入〈奸臣傳〉中，使學界對其的討論不多，對此人物的瞭解也不夠深入。本文以章惇的施政作為為主軸，從其崛起歷程探討他的行事風格與處事態度，並透過考察其與皇帝、朝臣的互動關係，以及處理外交政策的手段等面向來還原他的政治生涯，並以此重新評述章惇的功過定位，以期給予歷史人物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 綜觀章惇一生的政治作為，他的性格雖然自負，但果敢率直，敢於發言勇於任事；在施政態度上，他雖然清算舊黨，但是對人不對事，在他主政期間對於維持新法的推行與改正有不可抹滅的政績；對外政策上，他主張對外採取強硬的態度，對西夏及吐蕃的開邊皆頗有收穫。由此可見，在章惇的政治生涯中其行政能力乃是值得肯定的，則輕易將之定位為「奸臣」，乃是不公允的評論。 實際上，章惇的「奸臣」形象乃是源自於黨派之爭，而他能於哲宗朝獨任宰相七年，顯然有一定的能力，若僅以政見之分、忠奸之辨來將之定位，只是流於片面、武斷式的評價。章惇主政期間無明顯失誤之處，他持續推行新法，並修正新法的諸多弊端，以及開拓西南邊疆，對少數民族進行教化，又在對外政策上，取得對西夏、吐蕃開邊戰事的勝利，凡此政績，顯示出他對於北宋中晚期的政局，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因此稱之為能臣其實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