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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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成立於民國44年6月5日，時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初設教育、社會教育、體育衛生教育、家政教育、工業教育五個學系，發展迄今，本院共設有7個學系（均含學士、碩士及博士班）、5個獨立研究所、1個院級在職碩士專班。
本院為國內歷史最久之教育學院，系所規模、師資，及學生品質向為國內首屈一指，培育英才無數，畢業校友或擔任政府教育行政單位首長及中堅人才、或為大學校長及教育相關領域研究人員、或為國內中等教育師資之骨幹、或投入民間文教事業相關領域，皆為提升我國教育品質竭盡心力。此外，本學院長期深耕學術，研究領域多元，發行4本 TSSCI 期刊，學術聲望備受國內外學界肯定，根據 2015 年 QS 世界大學各學科排名結果，本校在教育學科名列第22名，不僅穩居臺灣第一，更躍居亞洲師範大學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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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同源殊途-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國族認同形塑之比較分析(2019) 陳心怡; Tan Sing Yee在眾多學科中，歷史教科書可說是與國族認同息息相關，其編寫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作業，而是與政治及權力有關。在許多國家分裂或是政權轉移的國家例子當中，國家之間就算是經歷同一段歷史，歷史教科書所呈現的敘述內容卻會顯示出不同國家想建構出不同的「歷史敘述」，形成不同的國族認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與1965年完全分開，在建國經歷中經歷過分分合合的過程，這也意味著兩國雖然如今雖已經分道揚鑣，但過去有共同經歷的歷史，而且是有很深的淵源。本研究以比較的方式對兩國教科書的國族認同進行分析，以九個面向逐步檢視，發現兩個國家雖然曾經有共同的歷史，但是歷史敘述卻形塑出不一樣的國族認同。得到的結論是 1） 從多元文化的角度而言，馬來西亞國族認同是巨石式的多元文化模式，而新加坡則是沙拉碗式的多元文化模式。 2） 時間性而言，馬來西亞國族認同強調過去王國的輝煌文明，而新加坡國族認同看重獨立前後的建設發展， 3） 從歷史敘述的角度而言，馬來西亞國族認同傾向於在地馬來人角度，而新加坡國族認同則是傾向於外來移民角度 總結而言，馬來西亞教科書所形塑的國族認同由「馬來」、「君王」以及「伊斯蘭教」三者交匯而成，而新加坡教科書所形塑的國族認同以悲情方式建構出其小國的起始點，運用國家發展建設建構出其國族認同。Item 重探伯恩斯坦的教育機制理論:以新 加坡華文中學的國家改革考試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16-09-??) 黃庭康; Ting-Hong Wong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教育機制理論假設學校主要是透過教學溝通實 踐打造意識型態,進而達到社會再生產的效果。但此理論之出發點忽略了教育體 系的社會篩選作用,有礙學者們思考學校的生活機會分配功能對教育機制運作的 可能影響。把學校教育簡單地視為溝通傳意機制,也導致伯恩斯坦假設評估規則 只是協助教學機制落實教育論述的手段,忽視了在具體的學校與教育體制中,考 評往往是社會篩選與淘汰的重要機制。這些侷限引致伯恩斯坦沒有考慮到評估規 則可以透過控制有價值的教育機會與社會位置的分配來左右教育機制的運作。本 文試圖突破伯恩斯坦的限制,指出當考評具備社會篩選功能時,評估規則較能幫 助落實教育論述。為了審視評估的社會篩選功能,筆者進一步發展伯恩斯坦的理論,提出評估規則包含了時間、後果與區辨三大次規則,並強調掌權者可透過三個評估次規則調控社會篩選的過程與結果,進而落實意識與權力再生產。筆者並以新加坡華文中學考試改革的歷史案例說明此論點。Item 新加坡小學華文「校本單元」 課程決定之個案研究 新加坡小學華文「校本單元」 課程決定之個案研究(2012) 鄭元壯新加坡於2004年2月開展了新一輪的華文教育改革，遂決定於2007年開始實施的新小學華文課程中採納「單元模式」，首次在中央課程的架構內設置「校本單元」，鼓勵學校自行設計華文校本課程。此舉在素來以中央為主導的課程發展模式下，可謂教育開放的重要里程碑。 課程發展之權力從中央初步過渡至學校，後者在運用該權力時所作的課程決定，及其背後的影響因素，是耐人尋味的。為深入描述及探討此內容，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以新加坡的新亞小學為個案研究對象，透過訪談與文件分析的方式，以期達至三項研究目的，即瞭解新亞小學「校本單元」課程發展團隊的組成與運作、分析該團隊所作的課程決定，以及探究課程決定的影響因素。訪談對象為新亞小學課程發展團隊的成員，包括學校教師、校群特級教師、教育部課程規劃員，以及新加坡著名劇團的戲劇專家。團隊成員來自校內、外各層級領域，其身分與立場之迥異是如何在磨合之後落實為課程決定，課程決定又是如何由背後的影響因素所形塑，經整理與分析後，供本研究作討論之用，最後提出建議，以供參酌。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課程發展團隊的組成與運作方面：課程發展團隊的組成主要由學校外部發展所促成；由於課程發展團隊主要由專業人士組成，學校因相信其專業能力而未建立完善的校內支援系統；團隊內部在運作方面各司其職，呈現相對多元的視角。然而，此視角仍因為總體課程框架的設計而趨向共識，甚至隱約透露中央思維的傾向。 二、課程決定的面向與內涵方面：課程決定的關懷主要偏向內容與理念的考量；課程決定議題的主軸即中央與校本之間的定位；學校內部溝通有待加強。 三、課程決定的影響因素方面：課程發展團隊對課程決定有實質的影響；不同層面的影響因素與課程決定面向有所關聯；中央與外在思維主導課程決定的校本意志。Item 香港、新加坡、泰國和臺灣地區大學教師與館員協作文化之研究(2017) 于第; Yu, Ti過去幾十年來，高等教育機構面臨了許多的挑戰與改變，如科技快速的發展、經費的縮減、人力的吃緊、嚴苛的評鑑制度及日益漸增的競爭等；另外也面對了不少教學方法、學習成果及機構績效的轉型等問題與壓力。鑑此，為了解決這些挑戰與問題，許多圖書資訊學界的專家學者一再呼籲，大學教師與館員間建立協作關係與實施協作專案的重要性。 建立協作關係與實施協作專案固然重要，但研究者認為能夠成功建立協作關係與推動協作專案的基本關鍵要素應該是「協作文化」。然而，過去卻很少有研究談到「協作文化」對大學教師與館員實施協作的重要，同時也極少看到有亞洲地區的研究學者或館員談論「協作文化」方面主題的文獻。 鑑此，此項研究臚列五項主要研究目的進行探究：(一)找出建構大學教師與館員協作文化內涵的要素；(二)探究香港、新加坡、泰國和臺灣等東南亞地區大學教師與館員協作文化的重視程度；(三)瞭解香港、新加坡、泰國和臺灣等地區大學教師與館員間協作的發展現況；(四)探討香港、新加坡、泰國和臺灣大學教師與館員的背景特性、與其之間協作文化程度、還有其之間協作發展情況的關係；以及(五)比較不同國家文化背景如香港、新加坡、泰國和臺灣等東南亞地區大學教師與館員協作文化的程度與其之間協作發展情況之差異。 為了蒐集資料，研究者自行設計並開發了二份調查問卷，一份名為「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調查—教師問卷」是給教師填覆的；另一份名為「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調查—館員問卷」則是給館員填覆的。但由於此項研究之調查對象含括了香港、新加坡、泰國及臺灣等幾個亞洲地區的大學教師與館員，因此每份問卷各有中文及英文二個版本。基本上，此問卷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填答者的基本背景資料，共七題；第二部分是「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文化問卷」，係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來測量大學教師與館員的協作文化程度，共38題；第三部分則以調查香港、新加坡、泰國及臺灣等地區大學教師與館員協作之發展情況為主，包括瞭解發展大學教師與館員協作的原因、建立協作關係的方法、實施協作專案的模式、以及執行協作專案之成功因素與困難之處等；另在問卷第三部分的最後還有一個開放性問題，主要希望大學教師與館員能針對個人過去的協作經驗加以描述說明。 研究者利用SurveyMonkey線上問卷平台製作網路問卷，為了蒐集到更多的回覆，研究者透過香港、新加坡、泰國及臺灣等地的學者、教授、出版商及館員等，幫忙邀請當地的大學教師及館員回覆此網路問卷。於2015年12月到2016年5月期間，共收到612份回覆問卷，其中有效問卷共480份，有效問卷的回收率約為78.43%。 問卷彙整完畢後，利用SPSS第23版本統計軟體加以整理分析。採用之統計分析方法包括：因素分析及成分分析法萃取出構成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文化問卷的七個構面，百分比及平均數以了解受訪者對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文化的評價，以及對整體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發展的看法及其經驗；t檢定、ANOVA檢定、平均數及雪費事後檢定法以驗證不同背景特性的受訪大學教師與館員對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文化的評價，以及對整體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發展的看法及其經驗之差異性；另由迴歸分析檢驗香港、新加坡、泰國和臺灣大學教師與館員的背景特性、與其之間協作文化程度、還有其之間協作發展情況的關係，最後彙整大學教師及館員針對開放性問題之回覆，以了解受訪者們的意見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探究出，有七個基本要素可以代表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文化的內涵，並開發設計了一份以這七個基本要素內涵為主且可測量大學教師與館員協作文化認知程度的「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文化問卷」。所謂七個基本要素包括：(一)組織的協作環境；(二)協作中的相互利益與責任；(三)協作的承諾；(四)協作的領導力；(五)相互瞭解與溝通；(六)相互尊重與信任；及(七)協作的關係與互動。 除此之外，此研究也發現，在香港、新加坡、泰國和臺灣等東南亞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受訪大學教師與館員，其對大學教師與館員協作文化的認知程度，以及對大學教師與館員協作發展現況的經驗或看法，確實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整體而言，大學教師和館員協作文化的概念在泰國及臺灣被大學教師與館員接受的程度略高於新加坡及香港；大學教師和館員的協作發展情況似乎也是泰國及臺灣比較新加坡及香港來得略為積極。 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為未來香港、新加坡、泰國及台灣大學教師和館員的協作發展提出了幾項啟示和建議。除此之外，研究者認為大學教師與館員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及有效的溝通與互動是成功發展二者協作關係的基礎；還有，一個協作能否成功的實踐，決定於館員是否有強大力量的使命感，以及教師是否有強烈動機與意願；另外，相互有利應該是激發大學教師與館員彼此共同協作的最大動力；最後，「組織的協作環境」(諸如領導者的支持、學校的鼓勵政策與措施等)，勢必需要加以改善，期能幫助香港、新加坡、泰國及台灣的高等教育機構，建立一個具有大學教師和館員的協作文化。Item 重探伯恩斯坦的教育機制理論:以新 加坡華文中學的國家改革考試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16-09-??) 黃庭康; Ting-Hong Wong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教育機制理論假設學校主要是透過教學溝通實 踐打造意識型態,進而達到社會再生產的效果。但此理論之出發點忽略了教育體 系的社會篩選作用,有礙學者們思考學校的生活機會分配功能對教育機制運作的 可能影響。把學校教育簡單地視為溝通傳意機制,也導致伯恩斯坦假設評估規則 只是協助教學機制落實教育論述的手段,忽視了在具體的學校與教育體制中,考 評往往是社會篩選與淘汰的重要機制。這些侷限引致伯恩斯坦沒有考慮到評估規 則可以透過控制有價值的教育機會與社會位置的分配來左右教育機制的運作。本 文試圖突破伯恩斯坦的限制,指出當考評具備社會篩選功能時,評估規則較能幫 助落實教育論述。為了審視評估的社會篩選功能,筆者進一步發展伯恩斯坦的理論,提出評估規則包含了時間、後果與區辨三大次規則,並強調掌權者可透過三個評估次規則調控社會篩選的過程與結果,進而落實意識與權力再生產。筆者並以新加坡華文中學考試改革的歷史案例說明此論點。Item 澳洲與新加坡的家庭政策發展與家庭教育策略─經驗與啟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2013-12-??) 吳明玨; 張雅淳; 黃迺毓; Ming-Chieh Wu; Ya-Chun Chang; Nei-Yuh Huang本研究旨在了解澳洲與新加坡家庭政策發展與家庭教育策略的經驗，以供臺灣推動家庭教育政策之參考。主要內容包括：1澳洲與新加坡家庭政策的現況與發展；2.澳洲與新加坡家庭政策的特色；3.兩國經驗對臺灣家庭教育政策的啟示有四點：（1）臺灣需要制定以家庭為目標對象的家庭政策；（2）以專責機關整合家庭服務與教育工作；（3）注重家庭研究作為政策過程的基礎；（4）強調及早介入的預防教育策略；（5）善用資訊科技提供全方位家庭服務與教育資訊。Item 澳洲與新加坡的家庭政策發展與家庭教育策略─經驗與啟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2013-12-??) 吳明玨; 張雅淳; 黃迺毓; Ming-Chieh Wu; Ya-Chun Chang; Nei-Yuh Huang本研究旨在了解澳洲與新加坡家庭政策發展與家庭教育策略的經驗，以供臺灣推動家庭教育政策之參考。主要內容包括：1澳洲與新加坡家庭政策的現況與發展；2.澳洲與新加坡家庭政策的特色；3.兩國經驗對臺灣家庭教育政策的啟示有四點：（1）臺灣需要制定以家庭為目標對象的家庭政策；（2）以專責機關整合家庭服務與教育工作；（3）注重家庭研究作為政策過程的基礎；（4）強調及早介入的預防教育策略；（5）善用資訊科技提供全方位家庭服務與教育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