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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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流行音樂發展政策專題研究計畫
    (2013-04-30) 王恩美; 董文君; 黃耀進
    國外流行音樂發展政策專題研究計畫─日本與韓國流行音樂文化產業政策研究 我國近年致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流行音樂產業亦晉身文化創意產業旗艦計畫項目，為尋求未來相關政策參考，本研究以日本與韓國流行音樂文化產業政策為研究對象，研究範疇包括兩國產業的現況、組織制度、發展策略及政策法令的制度過程等。此外，也藉由比較方法釐清兩國流行音樂政策的特色及差異，及不同發展模式造成的效益及問題，再與臺灣發展現況做一簡單比較。本研究擬運用文獻及政策分析方法，輔以諮詢專家與相關從業人員意見，擬達成之目的包括：第一、蒐集日本、韓國推行流行音樂相關機構、政策，推行計畫及執行政策等資料，並且進行分行分析整理。第二、我國已於2010年將流行音樂產業納入文化創意產業旗艦產業之一，本研究擬探討日本與韓國流行音樂產業政策及法規配套情形，供本部規劃政策及制定法規時的重要參考。第三、評估國內流行音樂環境及產業發展的政策需求，導入本案的研析成果，提出適於臺灣的政策與制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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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反共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1945-1979)
    (2009-11-05) 王恩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東亞冷戰體系之下，台灣與韓國皆形成分裂國家，而共同歸屬於反共陣營。「反共」不但是兩國政府的「建國」(state building)目標，也是重要的統治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建構「反共體系」的方式具有極高相似性。兩國政府皆採取兩種方式：一方面，廣泛宣傳反共意識型態、建立反共主義；另方面，則是透過各種具體的法律規定，以使「反共體系制度化」。不同的是，台灣「反共體系」的建構時期為1950年代，而韓國則是1960年代。 冷戰期間，台灣政府與韓國政府外交上保持密切往來，一直維持正式外交與反共同盟的關係，直至1992年雙方斷絕外交關係為止。其中在朴正熙政權時期(1961-1979)，雙方往來最為密切，朴正熙本人曾在1966年親訪台灣，而且雙方官員互訪頻率甚高。 筆者認為，朴正熙政權透過雙方政府的外交往來、互動，彼此交流、影響而建構韓國反共體系，並將台灣政府的反共經驗、政策手段與方法，移植至韓國社會。我們若要探討台灣方面對韓國政府建構反共體系所造成的影響，則必須先了解台灣與韓國「反共外交」與「反共同盟」的實質內容，以及兩國反共組織的互動關係。因此，本計畫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5年至1979年為中心，主要運用韓國與台灣的外交部檔案，探討兩國「反共外交」的形成、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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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華僑內部的「祖國」與外部的「故鄉」
    (日本：明石書店, 2009-07-05) 王恩美; En-Mei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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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僑學校在韓國的法律地位變化與生存策略
    (2010/10/8-9) 王恩美; En-Mei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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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半島華僑的韓戰
    (2010-05-01) 王恩美; En-Mei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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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城中的「法外之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12-01) 王恩美; En-Mei Wang
    1876 年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規」對外開放門戶後，首爾成為朝鮮吸收近代文明的首要地區。但開放首爾成為通商據點的國家並非西方或日本，而是清朝。1882 年清廷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限制首爾僅能對清朝開放，因此中國商人開始進入首爾從事商業活動，並成為首批居住於首爾的外國人，首爾城內也逐漸形成中國人居留地。其後，首爾陸續對日本及西方各國開放，各國僑民也各自形外國人居留地，進而重塑首爾的都市空間與景觀，改變首爾民眾的生活型態，例如：近代建築物開始出現於首爾，外國商人提供的近代化商品成為首爾人民主要的消費品。而中國商人是首爾城內最重要的外國人勢力。 本稿主要以19 世紀末首爾的中國人居留地為中心，探討外國人居留地的形成過程對首爾近代化造成的影響，並說明居留地內中國人的活動方式。甲午戰爭後，清朝在朝鮮的影響力下降，中國人在首爾的活動與中國人居留地的發展也大受影響。因此，本稿的研究時期為首爾開市的1882年至甲午戰爭爆發的1894年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