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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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德籍學習者之三音節音譯城市名的漢語中介語聲調表現分析(2022) 梁力旋; Liang, Li-Xuan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德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其母語遷移是否影響其聲調表現。多音節的連續聲調變化是學習者的一大難點，而三音節在雙音節連續變調的基礎上介於句子的語調之間適合觀察其聲調偏誤，為了排除詞的組成結構對聲調表現的影響，選擇由語音對譯而來的音譯詞，因其組成成分單純能排除語意理解的影響，如德國大城市，從德語原文為單音節、雙音節及三音節當中各取3個詞組，一共9個漢語三音節音譯詞。研究對象分兩組：一組為50名未學習過漢語的德籍人士，另一組為12名德籍漢語學習者，兩組皆參與詞重音識別標記及音譯詞德國城市名辨識，漢語學習者接續進行漢德城市對譯詞相似度判斷及念讀測驗。透過聲學分析軟體Praat繪製詞組的調型變化，並觀察漢語音節組成成分與德語重音對三音節城市對譯詞聲調走向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對於多數未曾學過漢語的德籍人士，音節間的漢語複元音之音色及音高對其詞重音標記影響大，而音節數影響音譯城市名的聽辨正確率，對譯詞與德語音節數相同則正確率最高。從念讀的聲調偏誤來看，德籍學習者將德語詞重音的概念遷移至漢語聲調走向，而德語詞重音的特色為當重音在首音節時，其音節的音高最高，隨後音節的音高逐步下降。當對譯詞的首音節為高平調一聲或高降調四聲時，中音節若是本該上揚的二聲聲調，德籍學習者發成下降為低平調的偏誤；當首音節為二聲或三聲時，由於德語詞重音在前的關係，因此首字音節的起音都偏高而產生聲調偏誤。音節間的音高差距越大時，後字聲調偏誤發生率越高。本文最後提出對德籍漢語學習者在多音節音譯詞連續語調練習的教學建議，學習者能透過音譯詞比較漢德音節數和音節結構的差異，引導學習者感知詞重音對聲調的影響，期能對德籍學習者聲調教學有所貢獻。Item 韓籍學習者於漢語雙及物構式習得探究(2021) 陳瀅伃; Chen, Ying-Yu先前研究發現信息結構及句法重量是影響韓籍學習者選用英語雙及物構式的因子（Lee et al., 2015），此兩因子在漢語研究中，多用以討論與格轉換現象；在韓語系統中，也被發現是影響語序漂移的因素。韓語與漢語在信息結構皆遵守舊到新原則（Park, 2018；陳俊光，2007），但句法重量，韓語長詞組置於短詞組前的傾向（Choi, 2009），漢語則遵從尾重原則（陳俊光，2007）。因此本文旨在探究韓籍漢語學習者，習得漢語雙及物構式是否受不同語言能力、母語系統特性影響，及其與漢語母語者的表現有何異同。研究方法採用產出任務（翻譯及句子組合）及語句接受度給分任務，前者討論句法重量的影響，後者以信息結構為操縱變因。人工標記語料後再輔以統計工具分析是否具顯著性。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韓籍學習者的與格動詞習得表現比雙賓動詞優異，產出語料也偏好使用與格構式。動詞與構式搭配之限制關係是影響韓籍學習者產生系統性中介語偏誤的因素，學時長短則無明顯影響，與韓籍學習者於翻譯任務最常見的偏誤類型為構式雜糅的結果相呼應。韓籍學習者使用構式偏好帶「給」的結構或介詞在前的構式，這類構式語序最貼近韓語母語語序；其構式偏好與漢語母語者偏好產出雙賓構式及與格構式有顯著不同，但都產出較多符合尾重原則的語料。其中，韓籍學習者產出的漢語與格構式有長到短語序傾向，產出的漢語雙賓構式則相反，與母語韓語句法重量觸發漂移語序機制相符，漢語母語者則皆符合尾重原則。韓籍學習者及漢語母語者的信息結構標記次數都以新到舊原則為最多，未有顯著差異，但從該任務結果發現漢語母語者運用了篇章功能，韓籍學習者仍依賴語序結構，偏好可對應母語語序的目標語構式。綜上，韓籍學習者總體習得表現主要受母語遷移影響，亦是形成其中介語偏誤的主因。Item 德籍學習者之 漢語雙音節聲調研究(2012) 姜瑞涵德語為非聲調語言，故漢語聲調為德籍學習者的難點之一（顧安達，2011）。目前德籍漢語聲調研究仍偏重單音節分析層次，然而雙音節詞在現代漢語詞彙比例最高（吳淮南，2003），又包含語流中的基本連調變化（朱川，1997），且存在母語重音系統遷移至漢語連調組合的問題（吳羚莞，2009）。有鑑於目前研究尚未跨越至連調組合的分析，也未深入探究母語重音與聲調表現之關連，因此本研究設計聽辨與發音測驗考察德籍學習者雙音節聲調的中介音，以了解雙音節組合的難易度與偏誤誘因，歸納其雙音節聲調表現與母語重音模式之相關性。 本研究針對7名學習漢語三個月以下、6名學習漢語三個月至一年的德籍受試者，進行問卷調查、漢語雙音節聲調聽辨與發音測驗。考量聲、韻母難點可能產生影響，因此測驗項目是以/a/為音節結構主體，搭配第一、二、三、四聲與輕聲的20種聲調組合。研究結果發現：聽辨偏誤率最高為「3-1」誤聽為「0-1」，發音偏誤率最高為「1-3」誤說成「1-2」。另外，德籍學習者最難掌握含第三聲的聲調組合；而「1-1」聽辨與發音的偏誤率都最低。從偏誤率較高的組合及其偏誤類型來看，德籍受試者雙音節聲調受德語重音模式遷移影響，易形成「重輕」或「輕重」的分布；並傾向將第三聲與輕聲歸為非重音，而音長較長、音高較高的第一、第二與第四聲則對應至重音。再者，研究顯示德籍學習者聲調類別感知較倚靠調型，與漢語母語者以音高為主不盡相同。除了母語遷移，目的語知識也是偏誤產生的原因，如「1-2」聽成「1-3」即為二、三聲混淆；「3-1、3-2、3-4」的半上誤說為全上，則是忽略三聲變調規則。此外分析結果表示由於學習時間較短，其漢語聲調之聽辨與發音都尚未形成穩定的系統，因此兩者仍處於各自發展的階段。。 本文最後提出漢語聲調教學應加強雙音節組合的聽辨與發音訓練，並就德籍學習者的難點給予相關建議，以期能提升德籍學習者的聲調能力。Item 以色列籍華語學習者讚美回應之跨文化語用分析與教學應用(2011) 王雅勤語用能力是目前教學與教材中較容易忽略之處，然而，語用能力卻是關係學習者是否能適切溝通的重要語言技能。本研究主要以讚美回應行為為例，試從華語、希伯來語進行對比，找出以色列籍華語學習者語用失誤的原因，期能提供結合語言形式和語用功能的教學方法，增強學習者在跨文化語境中的溝通能力。 本文以Yu（2003）的研究架構為基礎，再參照Leech（1983）的禮貌準則與Brown& Levinson（1987）的禮貌策略，提出不同語境下華語讚美回應的常見句式。本實驗中的組別分別有三：華語母語者、希語母語者、以色列華語學習者。筆者分別探討三組的讚美回應策略的選用情形，以及在不同的讚美主題—外表、能力，與不同的社會變項—性別差異、相對權勢、社會距離中，華語和希語兩組的策略選擇差異為何，從中找出學習者語用失誤的原因。主要的研究方法為角色扮演及個別訪談，從真實語料的採集、量化分析的數據、質化分析的紀錄三方面解構華語母語者、希語母語者的語言表徵和文化內涵，以及學習者在跨文化語境中的表現狀況。 就筆者觀察的實驗結果顯示，以「委婉間接」為主的華人文化，台灣華語母語者使用不明顯接受亦不明顯拒絕的避免讚美策略，以色列文化則以「真誠直接」為導向，呈現以色列人大方接受讚美且無模擬兩可的答案。三組在「性別差異」、「相對權勢」與「社會距離」變項下，出現了明顯的趨向與差異。以性別差異而言，台灣人和以色列人呈現跨文化的普遍性原則，趨向一致的回應方式；以相對權勢而言，研究結果顯示台灣人較重權勢、以色列人較重平權；以社會距離而言，熟識與否的因素影響台灣人甚於以色列人。因此，在母語文化背景的影響下，華語學習者的讚美回應方式偏向希語母語者，導致其回應方式較單一直接，也較不重視相對權勢或社會距離的改變。 在教學應用上，本文以實驗所觀察的華語讚美回應的語言表現和文化內涵為取材標準，搭配溝通式教學法，將不同權勢及社會距離融入練習活動中。筆者亦依據不同程度的學習者調整教學內容，並以「跨文化語用」為核心概念設計教學流程，搭配不同的教學技巧，充分結合語言形式與文化概念。Item 拒絕行為之難點分析及教學應用-以澳大利亞籍學生為例(2012) 賴紋萱拒絕言語行為具有威脅顏面、彼此磋商、順應語境等特質，其複雜的面貌使說話者需在傳達訊息與顧及顏面中尋求平衡。近來，不少西方中介語語用學研究以拒絕言語行為為題探討學習者之語用能力，然而針對華語學習者的拒絕中介語語用研究仍顯不足，有鑑於此，本文欲考察華語學習者在拒絕策略的選擇、順序、內容與華語母語者、英語母語者的相異之處，並歸納華語學習者使用拒絕言語行為之難點。 研究語料蒐集分為產出問卷與感知問卷。產出問卷的實驗組別有三：華語母語者、澳籍英語母語者、澳籍華語學習者。研究工具為封閉式角色扮演，由研究者與受試者進行單輪對話。感知問卷的研究工具有二，一為口述報告，收集上述三組受試者的訪談資料，二是合適測驗，使用線上問卷軟體蒐集一百位華語母語者對於華語學習者拒絕語語料之評分、理由與修正。 研究結果顯示，整體策略方面，華語學習者在選用、內容、順序方面皆偏向英語母語者，產生語用遷移。在社會變項影響下，華語學習者傾向維持固定的拒絕策略，較無法順應情境產出合宜拒絕。然而，在面對社會地位較高的請求者時，因課堂教學或學習經驗影響，學習者理解中華文化因而其策略選用較趨向華語母語者。此外，在合適測驗方面，華語母語者對於學習者在社會地位高與社會距離遠的拒絕表現較能接受，而在面對下位者與平位者、親近與普通關係者，華語母語者的評分並不高，表示學習者在這四種情境下容易產生語用失誤。本文歸納學習者常見語用失誤有兩方面，第一，社會語用失誤，包括直接程度過高、正式程度過低，自謙程度過與不及。第二，語用語言失誤，包括情態詞、規避詞以及句末虛詞的空缺或誤用。 最後，據上述語用失誤的研究結果，本文搭配兩階段語用教學：喚醒語用意識、觀察真實情境設計拒絕語之教學，亦依據不同程度的學習者調整教學內容。